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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亲在铁路上班，我就有了成为城里人的可能。但实际上父亲并没有在铁路上干多久，就又回到了乡下，这使得后来的我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乡下人。虽然我有重新选择的自由，但前定的许多东西有时是很难改变的。据母亲讲，父亲那一代人中有很多人在城里上过班，如果随意问一下村里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就会告诉你那一段历史。但如果问一下这个年龄段的城里人，他们也会坦言自己早年在乡下生活过。我从未考证过近代乡下人向城里流动的历史，我只能从他们的叙说中约略知道一些。但我从未听父亲说起过他那一段铁路上的生活，或许那一段生活在他只是一段平常的经历，并没有什么不同。说到底，无论在生在何地，城市或乡村，生命都只是一种过程，与生命本身并没有多大干系。
但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却迷恋着城市的梦想，一心想做个城里人，逃离开这片土地。直到很多年后，才淡灭了这种轻率的渴念。我发现在我渴望成为城里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虚荣。与其说是城市吸引着我，不如说是做个城里人，出人头地这种想法对我更有吸引力。进入城市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群体，城乡差别，并不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别，更是社会等级上的差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一直是一个被歧视的群体。政治上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生产生活上的红本，铁饭碗。升学考试上的分数倾斜。人为的制度化的划出了一个优越的等级——城里人。城里人天生高贵，农村人天生低贱。不仅仅是一个不便明说的事实，它还被制度化的固定下来。深深的影响了几代乡下人的天性和心理，即使在今天，也还留有余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就连亲情也都变得扭曲和走样。我的二舅是城里人，住在二十里外的县城，听母亲说，在挨饿的那些年月，他们全家经常到乡下来吃住，从未受到过冷遇和慢待。待那吃紧的年月过去，就很少来乡下了，而且对我们这些乡下的亲戚也逐渐冷淡，直至断绝了来往。这一切都曾促使我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起初是想离开农村，而后是要在农村好好干出个样儿来。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城里的二舅一家人。在我家境逐渐富裕充足的同时，二舅一家却逐渐衰落，先是厂子发不出工资，而后是两个儿子的下岗，仅能领到每月一百六元的生活费。二舅又像很多年前那样下乡，来要一些玉米面，蔬菜，直至烧火取暖用的玉米瓤。已经成家立世的我，从未拒绝过二舅一家人任何一次请求，虽然他们曾是那样的冷漠和缺少亲情。对于他们我已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而只是觉得世事的难测和沧桑。城里人不再天生优越，乡下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我感谢父亲，虽然他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城里人，但却让我赶上了一个比较公允的年代。尽管城乡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乡下人仍然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比如：在城里打拼的乡下人，仍不能得到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受到排挤和限制，而不能被一视同仁的看作城市公民。
深厚广大的土地，走出了一代代伟人和名人，他们都曾是农民的儿子，是真正的大地之子，他们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自视甚高的城里人。那些对乡下人的歧视和偏见，恰恰证明了他们自身的浅薄。
不久前，在城里退休的二舅来说，他和舅母有意搬到乡下。因为城里的消费实在太大，到乡下吃水烧柴不用花钱，院子里的菜也够自己吃了，可以省下很大一笔消费，当时我并没放到心上。忽一日，二舅来了，到家里的西下屋看了又看，说他要把家搬来，住在我的西下屋。我开始以为他开玩笑，后来见他说得真切，就说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我说服了妻子，可父亲这一关却没有通过，他一直对二舅一家人从前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他不能原谅曾经势利冷漠的二舅。我婉转的转达了家里人商量的结果，二舅一时显出很尴尬的样子，说自己只是说说而已，并没真的打算来乡下。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其实，在我叙说着件事时，内心感到的只是无奈和辛酸。
我曾经因为父亲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城里人而怨恨过他，也曾怀着热列的渴望向往着城市的生活。但在今天，在我农闲时自由的到城里打工，每月挣着令一个普通城里人羡慕的工资，我的心里并没有丝毫的激动。只是感到生活的苦艰，城市并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天堂，你要有一份收获，同样要付出辛劳和汗水。我发现，我原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烂漫的成分多于现实的成分。无论在何处，人生要给于你的，你都无法躲开和逃掉。曾有很多次，当我在城里干活的间歇，站在楼上的窗前，望着远处的楼群，望着楼下人车流动的大街，想象自己是一个城里人，想像自己过着城里人的生活。这想法不仅不能使我安慰，反而使我产生一种孤独陌生的感觉。当城市是一道高不可及的门槛时，我渴望进入城市。当城市的大门敞开时，它又对我失去了诱惑力。也许，我真的老了，像个故土难离的老人，再没有心情和心境去过另一种生活。
哥哥从城里打来电话，要我放弃家里的几十亩土地，放弃背在背上的木匠家什，到他那里去。他要兑下一爿更大的店铺，要我做他的合伙人。我犹豫再三，还是回绝了他，但为他筹够了资金的缺口。过不久，哥哥又来电话，说上次说的事是一个骗局。那个店铺早已抵押出去，幸亏他发现及时，只损失了两万元定金。哥哥又回到了他那四十平米的小店。哥哥说他还要大干，大不了赔光了回家种地。但我知道他不会回来，因为在他刚去的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曾说过，就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我的痴痴迷恋着城市的胞兄。
因为父亲在铁路上班，我就有了成为城里人的可能。但实际上父亲并没有在铁路上干多久，就又回到了乡下，这使得后来的我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乡下人。虽然我有重新选择的自由，但前定的许多东西有时是很难改变的。据母亲讲，父亲那一代人中有很多人在城里上过班，如果随意问一下村里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就会告诉你那一段历史。但如果问一下这个年龄段的城里人，他们也会坦言自己早年在乡下生活过。我从未考证过近代乡下人向城里流动的历史，我只能从他们的叙说中约略知道一些。但我从未听父亲说起过他那一段铁路上的生活，或许那一段生活在他只是一段平常的经历，并没有什么不同。说到底，无论在生在何地，城市或乡村，生命都只是一种过程，与生命本身并没有多大干系。
但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却迷恋着城市的梦想，一心想做个城里人，逃离开这片土地。直到很多年后，才淡灭了这种轻率的渴念。我发现在我渴望成为城里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虚荣。与其说是城市吸引着我，不如说是做个城里人，出人头地这种想法对我更有吸引力。进入城市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群体，城乡差别，并不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别，更是社会等级上的差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一直是一个被歧视的群体。政治上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生产生活上的红本，铁饭碗。升学考试上的分数倾斜。人为的制度化的划出了一个优越的等级——城里人。城里人天生高贵，农村人天生低贱。不仅仅是一个不便明说的事实，它还被制度化的固定下来。深深的影响了几代乡下人的天性和心理，即使在今天，也还留有余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就连亲情也都变得扭曲和走样。我的二舅是城里人，住在二十里外的县城，听母亲说，在挨饿的那些年月，他们全家经常到乡下来吃住，从未受到过冷遇和慢待。待那吃紧的年月过去，就很少来乡下了，而且对我们这些乡下的亲戚也逐渐冷淡，直至断绝了来往。这一切都曾促使我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起初是想离开农村，而后是要在农村好好干出个样儿来。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城里的二舅一家人。在我家境逐渐富裕充足的同时，二舅一家却逐渐衰落，先是厂子发不出工资，而后是两个儿子的下岗，仅能领到每月一百六元的生活费。二舅又像很多年前那样下乡，来要一些玉米面，蔬菜，直至烧火取暖用的玉米瓤。已经成家立世的我，从未拒绝过二舅一家人任何一次请求，虽然他们曾是那样的冷漠和缺少亲情。对于他们我已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而只是觉得世事的难测和沧桑。城里人不再天生优越，乡下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我感谢父亲，虽然他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城里人，但却让我赶上了一个比较公允的年代。尽管城乡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乡下人仍然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比如：在城里打拼的乡下人，仍不能得到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受到排挤和限制，而不能被一视同仁的看作城市公民。
深厚广大的土地，走出了一代代伟人和名人，他们都曾是农民的儿子，是真正的大地之子，他们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自视甚高的城里人。那些对乡下人的歧视和偏见，恰恰证明了他们自身的浅薄。
不久前，在城里退休的二舅来说，他和舅母有意搬到乡下。因为城里的消费实在太大，到乡下吃水烧柴不用花钱，院子里的菜也够自己吃了，可以省下很大一笔消费，当时我并没放到心上。忽一日，二舅来了，到家里的西下屋看了又看，说他要把家搬来，住在我的西下屋。我开始以为他开玩笑，后来见他说得真切，就说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我说服了妻子，可父亲这一关却没有通过，他一直对二舅一家人从前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他不能原谅曾经势利冷漠的二舅。我婉转的转达了家里人商量的结果，二舅一时显出很尴尬的样子，说自己只是说说而已，并没真的打算来乡下。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其实，在我叙说着件事时，内心感到的只是无奈和辛酸。
我曾经因为父亲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城里人而怨恨过他，也曾怀着热列的渴望向往着城市的生活。但在今天，在我农闲时自由的到城里打工，每月挣着令一个普通城里人羡慕的工资，我的心里并没有丝毫的激动。只是感到生活的苦艰，城市并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天堂，你要有一份收获，同样要付出辛劳和汗水。我发现，我原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烂漫的成分多于现实的成分。无论在何处，人生要给于你的，你都无法躲开和逃掉。曾有很多次，当我在城里干活的间歇，站在楼上的窗前，望着远处的楼群，望着楼下人车流动的大街，想象自己是一个城里人，想像自己过着城里人的生活。这想法不仅不能使我安慰，反而使我产生一种孤独陌生的感觉。当城市是一道高不可及的门槛时，我渴望进入城市。当城市的大门敞开时，它又对我失去了诱惑力。也许，我真的老了，像个故土难离的老人，再没有心情和心境去过另一种生活。
哥哥从城里打来电话，要我放弃家里的几十亩土地，放弃背在背上的木匠家什，到他那里去。他要兑下一爿更大的店铺，要我做他的合伙人。我犹豫再三，还是回绝了他，但为他筹够了资金的缺口。过不久，哥哥又来电话，说上次说的事是一个骗局。那个店铺早已抵押出去，幸亏他发现及时，只损失了两万元定金。哥哥又回到了他那四十平米的小店。哥哥说他还要大干，大不了赔光了回家种地。但我知道他不会回来，因为在他刚去的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曾说过，就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我的痴痴迷恋着城市的胞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