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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没识几个字，一生都承认自己是庸才，只是觉得他可笑，不懂经营生意，开口就足以把顾客吓跑。不知亲切、柔和是财源广进的法宝。
今年4月初父亲住院。二姐第一个赶回去。医生告知确诊得了尿毒素，二姐想知道更详细些，被人一语挡了回去。大姐觉得不可能，翌日从海口赶了回来。“医生，请问我爸得了什么病？”“你父亲是什么病你难道不知？去年不是在海口留医过了？”一男医生冷冷甩来一句。“医生，去年是去年。如今一年已过去，请问病情是恶化了，还是好转了？对不起，我是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在询问你。”大姐的语气不冷不热，语调不尖不低，一字一顿地望着医生。这个曾经当过老师，后到了房地产，继而又任市政府财政招待所的总经理。在商场、政界周旋，曾是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人物。见过大江大海的人，再回头看小溪小沟已不在话下了。她的两束眼光生气时会像把两把寒剑，令人不寒而栗。
医生底气不足，只好根据家属的要求再做检验。结果出来：“好像是尿毒素。”一个小病的检验居然验了几次还未得出结论。大姐火山爆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用似是而非来作结论。”医生难以自圆其说，再验。这次医生们倾巢而出，认认真真地检验，结论出来了是先前的肾结石。草管人命，巴不得病号多住些时日，多赚钱。这是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二姐长叹，还是大姐有魄力。一天就解决了问题。我们这些都是乌龟。我也想不通，这样温柔、懦弱的二姐今年居然被她泱泱大校的同事选为校长。或许是以德服人吧。
两天后，我回去照顾父亲。看见他的整只手目不忍睹，那皮包骨、皱皱的手全是青一块，紫一块。护士的水平有限，找不到血管，每次抽血或打吊针，都得扎好几次。在海口时，父亲的手都没这些颜色。
据说那些护士大部分只是在万宁的卫校读两年，就出来工作了。若真，技术能高到哪。
母亲骨质增生，搬了张摇椅放在病房里想歇歇的，却被邻床的亲戚心安理得地躺着。我佩服他的勇气。母亲是个仁爱的妇人，说让他睡吧。
万宁的病房居然可以打牌通宵。天啊！真是奇闻。真好，家属既可以看护病号，又可以娱乐，真是一举两得啊！
有些病房堆满了探望者，只好坐到走廊来高谈阔论，说得唾沫横飞。我每每走过都要堆满笑容请求：“对不起，请让一让。”
一日，病号问父亲我说的是那里的口音，如此地动听。父亲炫耀地说：“琼海的。”（琼海人是全省说话最软绵绵的）“你们不是万宁人吗？”“不，女儿她妈是琼海人。”我在心里狂笑，父亲开始讨厌老家了。
病号在如此喧哗的环境里，只会加重病情，甚至快速死亡。父亲睡不着，一直嚷嚷着要出院。出院的前一天，隔壁居然肆无忌惮地在装修，要设为高级病房。这里的医院热闹非凡，如同市场般。
每次放假回老家，我都不曾出门闲逛过。有几条街，竟全然不知。万宁人的那份能干、精明、尖锐、势利是我穷尽毕生的时间也学不来的。只因大陆友人想知道海南各地方的人文景观，民情风俗，今年暑假才去逛了一下。发觉没有一处街道是令我赏心悦目的。省内很多地方的街道都已改为宽大、平坦的水泥路，而万宁的仍旧是沥青柏油路，年久日晒，斑驳脱落，有些地方竟塌了一小块进去。满街都是三轮摩托车、共公汽车、自行车横飞，扬起满天的纸屑与灰尘，乌黑的尾气一股股地排出。清晨不曾见洒水车出来亮相过。人的精神面貌也差强人意，举止言谈没几个高雅。
以前，我一挑家乡人的种种毛病，母亲总会示意我小声点，免得父亲蹦几丈高。有一次她反问：“那你是哪里人？”“杂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母亲问：“你老是把故乡人贬得一无是处，不怕别人嘲笑你。”我真想不明白，当年那个六岁的小女孩，只身跑到海口，请求她那个广东黄浦军校毕业的二叔给了六块大洋坚决把那门娃娃亲退掉的母亲，如今老了竟糊涂了。一个人只有意识到自身的毛病与缺陷才能进步。小至个人，再者是地方，大至国家、民族。
台湾著名教育家高振东在一次演讲人活着的真正意义里有这么精彩的一段：我回到祖国大陆，看到不顺眼的要讲要骂，要批评要建议，但是当我离开了大陆回到台湾，不会讲大陆的一句坏话。若有人问，大陆好吗？我说好得不得了！太大了，太棒了。到了美国就说中国人伟大得不得了，绝对不会丢中国人的脸，一句对中国人的批评也没有。但是，回来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讲话，诚诚恳恳地建议。有的人刚好相反，在国内他屁都不敢放一个，装得那么温顺，那么可爱，一离开中国就大放厥词，把中国骂得一文不值，这就是标准的汉奸王八蛋。我深以为是，我的观点和作风与高校长的相同。
当年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时，绝不是要揭家丑，而是希望国人能修正毛病，更加出色。我亦如此。正因为是同乡人，所以才希望他们完美。
故乡人好比手脚上的脓疮，虽然厌恶，但又割之不得，只好慢慢来医治了。亲不亲，故乡人啊！
2006/8/8傍晚
。我确实没识几个字，一生都承认自己是庸才，只是觉得他可笑，不懂经营生意，开口就足以把顾客吓跑。不知亲切、柔和是财源广进的法宝。
今年4月初父亲住院。二姐第一个赶回去。医生告知确诊得了尿毒素，二姐想知道更详细些，被人一语挡了回去。大姐觉得不可能，翌日从海口赶了回来。“医生，请问我爸得了什么病？”“你父亲是什么病你难道不知？去年不是在海口留医过了？”一男医生冷冷甩来一句。“医生，去年是去年。如今一年已过去，请问病情是恶化了，还是好转了？对不起，我是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在询问你。”大姐的语气不冷不热，语调不尖不低，一字一顿地望着医生。这个曾经当过老师，后到了房地产，继而又任市政府财政招待所的总经理。在商场、政界周旋，曾是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人物。见过大江大海的人，再回头看小溪小沟已不在话下了。她的两束眼光生气时会像把两把寒剑，令人不寒而栗。
医生底气不足，只好根据家属的要求再做检验。结果出来：“好像是尿毒素。”一个小病的检验居然验了几次还未得出结论。大姐火山爆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用似是而非来作结论。”医生难以自圆其说，再验。这次医生们倾巢而出，认认真真地检验，结论出来了是先前的肾结石。草管人命，巴不得病号多住些时日，多赚钱。这是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二姐长叹，还是大姐有魄力。一天就解决了问题。我们这些都是乌龟。我也想不通，这样温柔、懦弱的二姐今年居然被她泱泱大校的同事选为校长。或许是以德服人吧。
两天后，我回去照顾父亲。看见他的整只手目不忍睹，那皮包骨、皱皱的手全是青一块，紫一块。护士的水平有限，找不到血管，每次抽血或打吊针，都得扎好几次。在海口时，父亲的手都没这些颜色。
据说那些护士大部分只是在万宁的卫校读两年，就出来工作了。若真，技术能高到哪。
母亲骨质增生，搬了张摇椅放在病房里想歇歇的，却被邻床的亲戚心安理得地躺着。我佩服他的勇气。母亲是个仁爱的妇人，说让他睡吧。
万宁的病房居然可以打牌通宵。天啊！真是奇闻。真好，家属既可以看护病号，又可以娱乐，真是一举两得啊！
有些病房堆满了探望者，只好坐到走廊来高谈阔论，说得唾沫横飞。我每每走过都要堆满笑容请求：“对不起，请让一让。”
一日，病号问父亲我说的是那里的口音，如此地动听。父亲炫耀地说：“琼海的。”（琼海人是全省说话最软绵绵的）“你们不是万宁人吗？”“不，女儿她妈是琼海人。”我在心里狂笑，父亲开始讨厌老家了。
病号在如此喧哗的环境里，只会加重病情，甚至快速死亡。父亲睡不着，一直嚷嚷着要出院。出院的前一天，隔壁居然肆无忌惮地在装修，要设为高级病房。这里的医院热闹非凡，如同市场般。
每次放假回老家，我都不曾出门闲逛过。有几条街，竟全然不知。万宁人的那份能干、精明、尖锐、势利是我穷尽毕生的时间也学不来的。只因大陆友人想知道海南各地方的人文景观，民情风俗，今年暑假才去逛了一下。发觉没有一处街道是令我赏心悦目的。省内很多地方的街道都已改为宽大、平坦的水泥路，而万宁的仍旧是沥青柏油路，年久日晒，斑驳脱落，有些地方竟塌了一小块进去。满街都是三轮摩托车、共公汽车、自行车横飞，扬起满天的纸屑与灰尘，乌黑的尾气一股股地排出。清晨不曾见洒水车出来亮相过。人的精神面貌也差强人意，举止言谈没几个高雅。
以前，我一挑家乡人的种种毛病，母亲总会示意我小声点，免得父亲蹦几丈高。有一次她反问：“那你是哪里人？”“杂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母亲问：“你老是把故乡人贬得一无是处，不怕别人嘲笑你。”我真想不明白，当年那个六岁的小女孩，只身跑到海口，请求她那个广东黄浦军校毕业的二叔给了六块大洋坚决把那门娃娃亲退掉的母亲，如今老了竟糊涂了。一个人只有意识到自身的毛病与缺陷才能进步。小至个人，再者是地方，大至国家、民族。
台湾著名教育家高振东在一次演讲人活着的真正意义里有这么精彩的一段：我回到祖国大陆，看到不顺眼的要讲要骂，要批评要建议，但是当我离开了大陆回到台湾，不会讲大陆的一句坏话。若有人问，大陆好吗？我说好得不得了！太大了，太棒了。到了美国就说中国人伟大得不得了，绝对不会丢中国人的脸，一句对中国人的批评也没有。但是，回来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讲话，诚诚恳恳地建议。有的人刚好相反，在国内他屁都不敢放一个，装得那么温顺，那么可爱，一离开中国就大放厥词，把中国骂得一文不值，这就是标准的汉奸王八蛋。我深以为是，我的观点和作风与高校长的相同。
当年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时，绝不是要揭家丑，而是希望国人能修正毛病，更加出色。我亦如此。正因为是同乡人，所以才希望他们完美。
故乡人好比手脚上的脓疮，虽然厌恶，但又割之不得，只好慢慢来医治了。亲不亲，故乡人啊！
2006/8/8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