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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就请认真的关照现在我们看见的一切
天空中并没有任何的云彩
但是非要把它比喻的如此洁白。
——约翰•琼登
1
“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我真的觉得是一种莫名的恐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受到一种来自于自身的压力，而作家本身就是没有话语权的”1929年，托马斯曼在魔山的扉页上写下如此沉痛的一段话。这种文化倾向事实上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形成，并且有极大的商业压力，从很长一段时间看来，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一个思潮。
上个世纪的出版业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改革和进步。四轮印刷机将报纸这个东西首先带到了人类视野，继而广播的发展将一个叫做public-media的名词公之于众，1934年，公众传媒学首次走入约克大学的讲台。出版编辑成了一个时髦而又盈利的话题。而随着这个话题的加深，我们也开始横向关注文学这个领域，其中包括戏剧、电影以及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而文学本身的载体也开始宽泛起来。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但是文化思想基础非常雄厚的国家，在出版方面显然有一种后来居上的劲头，我们或许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意识，那就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再次受到图书出版的亵渎，而这种亵渎，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
我们不能在目前的中国为这些争辩，因为就文学本身就是变幻的，而且在变幻的过程中进行一种思想模式的较量，这种思想模式的较量，关于中国出版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会即将随之而来。
而今的文学创作变成了商业化炒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一缺少的就是思想。而我们本身并不具备，只有努力去借鉴，在借鉴的极致下就只有抄袭或是炒作。中国的作家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无论是千年之前撑死的杜甫还是淹死的李白，即使是饿死的朱自清，摔死的徐志摩，抑或是淹死的老舍，吊死的傅雷。中国的文人或是知识分子本身就笃定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的下场是悲惨的，也是难以救赎的。
我们无法用我们目前的眼光来审视千年之前的事物，这正如梅特林可曾经说过的那样，当代人的视野存在着一种退化，因为有了逻辑学，促使他们喜欢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篡改者，或是预言大师。
这种异变，将会导致我们陷入一种文化的超我状态，从而变得迷失自我。
远行的天使注定痛苦
除了撒旦的纠缠
还有漫长的道路
无尽之途。
——h•linbrear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一
——从跟风书到跟风潮
前日在书店的书架上看见了一本书，名字叫做那小子真狂，咋一看封面和可爱淘的封面极为相似，还以为是可爱淘的新作，再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做崔宇智的人编著的国内网络文学短篇集。这种书我一向深恶痛绝，然后往书架上一看，种种图书的名称让我感觉如坠云里雾里，那小子真cool、那女生真美、那丫头真牛仿佛一晚上产生了无数的可爱淘系列一般，不仔细看还真认为是可爱淘的系列书，但是里面粗制滥造的纸张和极端恶俗的内容不断让我有了想呕吐的欲望。难道说这是受大作家的启发和师承？是文学青年们的一种英雄所见略同？
从五年前的韩寒新的三重门外开始，中国的图书市场就出现了这样一股说不上味的潮流。在每一本畅销书的后面，都会跟着一大堆的系列作品，这些媚俗的书刊反而还能有反客为主的倾向，常常位居畅销书的榜首。大量庸俗的作者能够成为读者心里的明星作家。我们无意于去做评判者，但是对于这种充斥市场，让人感觉刺眼的文本，我个人认为光是呕吐还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批判，是杜绝。如果说作为作者的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态度都是任其放任的话，谁又能保证下一本书不是我们作品的衍生书？
我无意于做一个批评家的角色。我完全可以去在我的书房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海阔天空。但是我更是一个阅读者。在书的面前，我一向是虔诚而又谦虚，然而我现在遭遇的确实满眼的跟风书，一本本的充满低俗和龌龊的文本在我眼前发出贼光。坦诚而言，我可以忍受低水平，但是不能忍受抄袭，我可以忍受模仿，但是不能忍受跟风。因为作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创意，然而在这种创意的缺失的前提下，这样的文本还能好意思称为是作品吗？
还有一点就是，在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之后曾涌现出来了大量的作品，批评家们美其名曰：后慕容雪村现象。
而这种后慕容雪村的东西仍然在市面上卖的极为畅销，诸如武汉，xxxxx、深圳，xxxx之类，在此我并不是贬损这些作品究竟有多么的粗糙。因为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身，它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毫无疑问，没有慕容雪村，就不会有这些作者的出现，没有成都，武汉、深圳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难道说这种成潮流的跟风就和跟风书没有区别么？
当跟风书形成了潮流之后，跟风潮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如果非要给跟风潮的畅销给一个理由的话，我只有一句话相赠，那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2
从马洛和本琼生开始，莎士比亚的形象就受到了一种毁灭。这种毁灭根植于一种文化的较量，本琼生执意认为巴洛克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然不适和当时的社会，古典主义即将会在当时的潮流中获得翘楚地位。尽管当时的高乃依布瓦洛还未出名——我们不得不佩服本琼生的审美眼光。而这种审美眼光本身就根植于本琼生的戏剧理念。
我们无法用维吉尔和但丁的关系来诠释这两者的关系。尽管莎士比亚一再陈述他和本琼生的师承关系。本琼生在莎士比亚死后写的悼词曾一度在文坛上传为佳话。可是在当法国戏剧家让－诺里佩斯在1843年写的书信里面，却看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东西：
我们无法忘记本琼生那个小人在我们伟大的莎士比亚先生出名前和出名后的本性。出名前他对于莎士比亚的贬低和诬陷简直就是玷污我们伟大的戏剧和舞台然而在莎士比亚成名之后，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悼词究竟含有多少眼泪在里面？
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只能把他放到一个高度—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同为伟人的争辩，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眼光和审美意识去判断，在一个绝对的高度，他们自然就是一种文化符号。
在2004年的4月30日的网易文化论坛上，终于出来了一个专题谁才是真正的文化流氓？。该专题以一种英雄即将消亡，文坛走向末路的情绪，隔岸观火的心理将中国文坛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葛红兵、余秋雨、王朔、金庸等人一一罗列，仿佛文革期间的反动学术权威，谁才是真正的文化流氓？
该专题有如下一段话，摘录下来，仅供参考。
一提起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给人的印象总是高高在上？愤世激俗？庄严肃穆？但其实历代以来，最大的流氓就是文人，最毒的流氓也是文人，因为有了知识有了头脑，流氓亦更加上档次。因而于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炒作者有之，媚俗帮闲者有之，流氓而出名者有之，甚至写流氓者可以进学府谈经而纶道当然，也有假流氓之名而严正中国文化习俗者，前，先行者王小波，后，待死者，李敖。
现实中的人们总想扮演莱茵河畔大师们的影子，但是总是失之千里。大量的作者和新闻媒体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炒作和宣扬，究竟谁能够把这些真正的做到，这将永远是一个未知。
对于更多的评论者来说，往往只会从别人的手里拿一些下脚货过来，并且得意洋洋，其实一言概括，无耻者终究无耻，流氓者永远流氓。
秋山秋水闻弦音，一半风雨一半晴。
闲言碎语耳旁过，日照冷眼夜夜心。
——梅光迪•秋夜听雨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二
——论文化流氓的倒掉
一直想触摸这个话题，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能够想清楚究竟该如何去阐述这个概念。对于文化流氓，我的理解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进行非法勾当的文坛流氓，这种流氓往往以多种形式出现。
记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词是被加在余秋雨先生身上的，而我个人认为这个词显然和余先生无关，在更多的情况下，学富五车的博士生导师余秋雨先生只能算是一个畅销书作者，或许余先生只是因为在某些娱乐场合频繁上镜而已——但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却是完全容许的。所以说，真正的文化流氓不是余秋雨先生，而是某些不通文化但又喜欢来招惹文化并且搅浑水的一些非专业人士甚至社会小青年。
文学的概念在德里达之后一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但是面临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学真正的做到了平民化。冲出了理论框架的文学在上个世纪显露出了它从未有过的生机。在全世界的图书业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候，文化流氓诞生了，或者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条件下，文化流氓有了滋长的温床。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我前面所说的跟风书之后，会出现一些更为畸形的书刊。这些书刊的作者无一例外的以批评家评论家甚至道德家的身份出场——往往在文坛上掀起歪风怪风不是作家本身而是这些三流的评论者。我从来不喜欢针对某一个作者进行任何性质的定性，包括一种现象——即使是八十后我也只是为其正名而已。然而更多的文化流氓却将这些写成了八十后xx批判书、评八十后xx现象，而且其中相当多的批评者只是中学生而已，从作家的低龄化到评论家的低龄化，诸如此类货色，无聊至极。这难道能称其为作家或是评论家么？
事关这些，在我第二本书的前言里面已经写的非常之明朗，文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组成，虽然不需要如物理数学一般的逻辑严密，但是也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布偶。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不容玷污的。这些在九十年代曾经在歌坛影坛造绯闻玩八卦的文化流氓们再一次的发起了冲击——而这一次却是我们一致认为很圣洁的文学。难道我们可以纵容这些没有形成世界观的社会小青年们任意践踏一门有着自己概念体系的社会科学吗？
只要是一门科学，它必定会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得以完善。而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化流氓也只是一群利益所驱而不择手段的乌合之众。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必须要有大的人文关怀和知识素养。而文化流氓们绝对没有，他们可能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所以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就预言了他们将会倒掉。
流氓终会被扫入垃圾堆的，他们的倒掉也是一种必然。我只是想充当一个清道夫而已，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垃圾是不会自己走进垃圾桶的，还需要我们费点力才行。
3
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圈子里，都能看到一个这样的风景，那就是文化领袖本身的先驱。比如说霍桑的维克菲尔德和菲朗茨•卡夫卡，以及马洛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包括菲茨杰拉德和哈代。这种关系一方面表示了思想上的薪火相传，一方面显示了一种预示和提高。
同为巨人，我们完全可以读到茅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之处。尽管大多人都用抄袭这个字眼来形容两个文化巨人的碰撞，但是毕竟都是巨人，毕竟都有独立的思想。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精神的转载。和人品没有关系。155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一名巨匠终于说出了这句话，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让塔索这个名字终于在佛罗伦撒和但丁、彼得拉克并列。人文主义打破了短暂的沉寂，开始了一种类似于1980年后伦敦指数的复兴，英雄即将谢幕，好戏尚未开始。
集体丧失智慧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这完全取决于整个民族或是社会的群智退化或是进化，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伪装的文化或是精英总会被扫入垃圾堆。
只有漫长的等待之后，逐渐分晓。复制思想的只是传承，而悲哀的是文字的抄袭。这种抄袭，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功利主义和名利思想。郭敬明、叶辛，这些原本不起眼的名字却因为这个耻辱的名字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标志。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物理堆砌，而剽窃，则是一种技巧上的道德侵犯。
——梁漱溟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三
——抄袭：无耻者的耻辱
在我决定写关于抄袭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受到了一种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前所未有的支持。其实我起初决定把这个放在第一个批判的话题来写，特别是在网上看到前段时间闹得特别轰轰烈烈的郭敬明抄袭案件已经结案。关于抄袭，或许应该从这个谈起。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评论没有攻击过任何人。但是从郭敬明的抄袭上来看，我已经做得足够宽容，因为面对一个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堕落至此，或许的尖刻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挽救。在媒体请我做评论的时候，我曾经想试图保持沉默或是选择超越某种媒俗的评论，无论是我还是张佳玮，对于郭敬明无耻行为的攻击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因为在抄袭的背后，我们必须要去体会什么更深的东西。
说实话，在郭敬明之前，文坛对于抄袭几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文坛毕竟是纯洁的，写做毕竟是一件高尚的事业，作家毕竟是道德高尚的范例——其实在少年作家蜂拥而上的时候就出现了未雨绸缪的一种迹象，毕竟所谓的少年作家不是道德规范的表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豪。文字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等同于素质，于是，就出现了郭敬明这个事件。
在成都晚报上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看见后面有一个叫做岳千川的评论家对于郭敬明的抄袭采取一种传教士一般悲天悯人的宽容态度。我曾经批判过这种所谓的批评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流氓的变体。而对于郭敬明这种无耻之徒，他们善于把握风向，在火红的时候煽风点火，在落魄的时候进行无耻的施舍。青年作家更多的是陷入这种批评家的评论中自恋——他们永远不能明白，无论是什么时代，评论家都不是道德标准。
在如今的文坛上面，抄袭似乎成为了一种现象，正如某些人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抄的好坏就是作家的创作标准。在虚拟的社会下越来越多的抄袭事件浮出了水面，从我们心目中的大作家叶辛到炒的正热的中国城市批判，这一切已经让原本清白的文坛已经变得污浊不堪，我可以毫不怀疑的说，到了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世界上只会剩下一本叫做圣经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敢去抄袭，而那本书，就是我们最源初也是最后的经典。
我们必须为这些事情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原本浮躁的世界，郭敬明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作者，这一切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一尘不染的事业。而郭敬明很好的充当了反面教材，其实说到底我们必须报以一个这样的眼光，感谢这些人，他们让我们关注了文坛的另一个阴暗面，或许对于郭敬明之类的无耻者来说，诅咒代表着忠告，鞭挞意味着救赎。
4
大盗有道。这个来自于吕氏春秋的名言彻底让中国人的盗窃合理化。从文学和商业结下不解之缘开始，盗版就成了一种必须，一种本能。
图书的利润最早见于霍特曼的1963年的论物质主义，他首先提出再文学消费中的利益差，即书的定价和图书成本之间的差价就是作者的社会认可程度，在上个世纪中期，世界图书市场未能形成格局，盗版也就不复存在。
我们不妨打通文学接受的历史，自从和商业化挂钩以来，所有的人都开始了表现出一种内急和焦虑。一方面对于金钱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上个世纪任何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对于利润的剋求将成本降到了最低。差价不再是作者的社会认可程度，而我们，却充当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
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一个带有利润的资本运作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生产，分配消费。而在消费阶段也就逐渐的演化成了所谓的接受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和扩大化（哈里森•兰诺德），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这个信号所引发的就是关于下一轮生产的泡沫化和衰败。因为按照博格的理论来看，在一个相对稳定并且开放的竞争市场，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轮的生产。
在市场经济第二轮大潮侵袭的时候，金融危机开始了一种坚持而又持久的冲击，这个浪潮带给一个时代的是关于房产、伪科技和泡沫传媒的大幅度增长，而忽略了基础物质的积累和人类意识的荒漠化。
勿庸置疑，如果这种现象放到了图书市场中，消费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生产这个最原初的环节，环环相扣。对于庸俗图书的追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盗版书的泛滥成灾。
资本家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去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资本论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四
——盗版：当文化遇到强盗
我很不期望把一个商业话题放到一个学术的领域来评论——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原因和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习惯在文化上作文章，很多庸俗的东西非要归属到文化这个领域里面，这样就会使人对文化这个原本纯洁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盗版。
在我前面说到的跟风书、伪批评家和抄袭实际上都和盗版是分不开的，在很大的情况下，跟风书和伪批评家的本身就是一种盗版，因为正规的大出版公司是不会这样做的——即使是一些购买书号并善于炒作的文化公司也不会去鼓吹这些跟风书和伪批评家，在很大的情况下，他们就只有靠盗版来作为他们表现的平台。难道说这不是一种文化衍生现象吗？
而盗版在这几年的猖狂似乎使国内舆论界更为关注，走进任何一家不成规模的书店或是音像店，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商店都会销售各种各样的盗版，一本书可以寻找得到无数个版本，一个书号可以被无数本盗版书轮奸，当我们引以自豪千年的堂堂中华文化在伪商业化面前低头垂泪的时候，这些盗版和百年前火烧圆明园、劫掠敦煌文化的的英法强盗难道还有区别吗？
值得说明的是，盗版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现象，在英语中盗版这个词“pirate－edition”带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剽窃者。当我们高喊打倒抄袭的同时而忽略了另一种危害版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沉默，因为当你的书在地摊上被别人做为一本色情书刊作者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也会和你一样保持沉默。
我所知道的一个憎恨盗版的作者就是我所敬仰的学者余秋雨先生。余先生从自己遭受盗版的客观事实出发，对盗版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抨击，但是所见到的收效却是评论家的苛则和羞辱。当我看到余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先生笔下无奈而又悲哀的文字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和使命感。这一切正如好友陶磊所说，当话语权和文化的治理权控制在少数文化流氓手中的时候，文化的势力会走向一种历史的反动，比如说抄袭，以及盗版。
5
在网络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帖子，那就是把我写的东西归结为一种文学垃圾，因为在更多的人眼里，网络文学和校园文学太多的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本身在四轮印刷机之前。文学不存在任何性质的商业性质，但是一旦有了利润，那种非利润化的敌视会让人觉察到一丝隐讳。
而事关垃圾文化最早的批判自然非夏洛特丹玛斯莫属，这个称为肯定来源于这位所谓的超意识主义者对于德里达的强烈批判。他们都期望能够恢复一种自由的叙述学阶段。在一个绝对理论化的前提下，垃圾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最恶毒的语言，也比时下最高贵的语言动听。
而如今的文化变得更加诡异而又阴森，这一切正如titanic中所表现的詹姆斯•卡麦伦和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关系一样，我们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之中。包括陈逸飞和哈默的关系，这种金钱的刺激只会美化垃圾的文化。
垃圾的文化本身是一种在言说上提到了那种难以到达原初表达的境界。因为有了金钱，而我们变得难以去辨明是非，以及文学。
所以才有叙述学理论的复兴，我们不得不佩服德里达的高深。
我失去了表达上的欲望，充沛的创造力，持久的努力，意志力。我想我遇到的是创作上的一十八个敌人。
——小饭•创作上的一十八个敌人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
——垃圾书和垃圾作者
面对着马上就要开盘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和即将上市各种各样的图书，这个原本让我回避的话题再一次的在我的脑海里想起，那就是我们长期蒙受到了一种恶意的欺骗。那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很多偶像级作家，其本质只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演员而已，换言之，更多的作家们已经承认了自己对于文学研究和人文精神上的缺失，但是可悲的是，我们丝毫并没有觉醒，相反对于这些所谓的作家，我们更是抱以谄媚的掌声。
我们似乎不能理解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太多的作家并不能做到我们心目中的那样完美无缺。特别是更多的畅销书作者暴出的某些绯闻，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面对这些已然成为客观的事实——垃圾书和垃圾作者，我们无法不陷入茫然。
图书市场——这块原本属于文学的神圣殿堂已经遭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毁灭。大量劣质而又昂贵的文本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掀起一阵又一阵波浪，而那些文本的作者却包括如下人物：劳改犯、三陪女、小学生、和某些不入流的文体明星。而其文本的内容或抄袭、或代笔、或粗制滥造。
所谓的经典和精品永远不能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面立足。这一切正如余秋雨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界现状的评价一样，大量的文学从业者开始了一种庸俗而又险恶的包装。相当不学无术或是道德败坏的人走进了文学这个圈子，出书、出名、争取社会话语权。这一系列行为似乎赢得了更多的叫好声。而出版自由又成了这些人炒作的理由。
随意走进一家书店，就会看见相当多的这种作者，他们的头衔多半都是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著名演员之类，而他们的经历则都是没读过书刻苦奋斗并且自学成才，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那种对读者不容质疑的说教和指责则是他们恒久不变的特色。经典在书架上落灰，而伪学者们的书却在不断的畅销。
我无意于去攻击这些原本就很无耻的垃圾作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重复的制造着图书市场的混乱和拥挤。一本本非专业人士写下来的垃圾畅销书，除了对于学术本身的亵渎，也就再无他用。
从十年前红极一时的学习的革命到当年竟相阅读的刘晓庆自白录再到现在热卖全国的水煮三国，我倒不觉得这些垃圾书究竟可以能改变我们多少，用复杂的故事来讲一个通俗的道理或是摆一些荤段子就能成为作家的话，我姑且这样认为，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把我们口袋骗走。而我们，则是遭受欺骗的大多数。
6
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我们会被肉体所感动。因为在那个精神小于肉体的时代。古典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只有通过厚厚的典籍来揣摩最原始的肉体观念。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曾经被渡边淳一的文章所吸引——即使现在看也比米兰或是村上高明许多。化身和失乐园曾经是我最为激动的作品——反让我把里面的性描写忽略了。直至现在，我都会为里面的精彩描写而鼓舞许久。
对于妓女这种文化，应该完全脱离于精神上的。按照萨德德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的阶层里面。关于性欲的满足绝对不是纯物质上的。马克思把性欲食欲求生欲归结到物质消费当中，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妓女所提供的商品并不是纯物质上的，因为肉体的交换在本质上就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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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就请认真的关照现在我们看见的一切
天空中并没有任何的云彩
但是非要把它比喻的如此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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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我真的觉得是一种莫名的恐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受到一种来自于自身的压力，而作家本身就是没有话语权的”1929年，托马斯曼在魔山的扉页上写下如此沉痛的一段话。这种文化倾向事实上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形成，并且有极大的商业压力，从很长一段时间看来，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一个思潮。
上个世纪的出版业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改革和进步。四轮印刷机将报纸这个东西首先带到了人类视野，继而广播的发展将一个叫做public-media的名词公之于众，1934年，公众传媒学首次走入约克大学的讲台。出版编辑成了一个时髦而又盈利的话题。而随着这个话题的加深，我们也开始横向关注文学这个领域，其中包括戏剧、电影以及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而文学本身的载体也开始宽泛起来。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但是文化思想基础非常雄厚的国家，在出版方面显然有一种后来居上的劲头，我们或许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意识，那就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再次受到图书出版的亵渎，而这种亵渎，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
我们不能在目前的中国为这些争辩，因为就文学本身就是变幻的，而且在变幻的过程中进行一种思想模式的较量，这种思想模式的较量，关于中国出版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会即将随之而来。
而今的文学创作变成了商业化炒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一缺少的就是思想。而我们本身并不具备，只有努力去借鉴，在借鉴的极致下就只有抄袭或是炒作。中国的作家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无论是千年之前撑死的杜甫还是淹死的李白，即使是饿死的朱自清，摔死的徐志摩，抑或是淹死的老舍，吊死的傅雷。中国的文人或是知识分子本身就笃定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的下场是悲惨的，也是难以救赎的。
我们无法用我们目前的眼光来审视千年之前的事物，这正如梅特林可曾经说过的那样，当代人的视野存在着一种退化，因为有了逻辑学，促使他们喜欢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篡改者，或是预言大师。
这种异变，将会导致我们陷入一种文化的超我状态，从而变得迷失自我。
远行的天使注定痛苦
除了撒旦的纠缠
还有漫长的道路
无尽之途。
——h•linbrear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一
——从跟风书到跟风潮
前日在书店的书架上看见了一本书，名字叫做那小子真狂，咋一看封面和可爱淘的封面极为相似，还以为是可爱淘的新作，再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做崔宇智的人编著的国内网络文学短篇集。这种书我一向深恶痛绝，然后往书架上一看，种种图书的名称让我感觉如坠云里雾里，那小子真cool、那女生真美、那丫头真牛仿佛一晚上产生了无数的可爱淘系列一般，不仔细看还真认为是可爱淘的系列书，但是里面粗制滥造的纸张和极端恶俗的内容不断让我有了想呕吐的欲望。难道说这是受大作家的启发和师承？是文学青年们的一种英雄所见略同？
从五年前的韩寒新的三重门外开始，中国的图书市场就出现了这样一股说不上味的潮流。在每一本畅销书的后面，都会跟着一大堆的系列作品，这些媚俗的书刊反而还能有反客为主的倾向，常常位居畅销书的榜首。大量庸俗的作者能够成为读者心里的明星作家。我们无意于去做评判者，但是对于这种充斥市场，让人感觉刺眼的文本，我个人认为光是呕吐还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批判，是杜绝。如果说作为作者的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态度都是任其放任的话，谁又能保证下一本书不是我们作品的衍生书？
我无意于做一个批评家的角色。我完全可以去在我的书房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海阔天空。但是我更是一个阅读者。在书的面前，我一向是虔诚而又谦虚，然而我现在遭遇的确实满眼的跟风书，一本本的充满低俗和龌龊的文本在我眼前发出贼光。坦诚而言，我可以忍受低水平，但是不能忍受抄袭，我可以忍受模仿，但是不能忍受跟风。因为作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创意，然而在这种创意的缺失的前提下，这样的文本还能好意思称为是作品吗？
还有一点就是，在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之后曾涌现出来了大量的作品，批评家们美其名曰：后慕容雪村现象。
而这种后慕容雪村的东西仍然在市面上卖的极为畅销，诸如武汉，xxxxx、深圳，xxxx之类，在此我并不是贬损这些作品究竟有多么的粗糙。因为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身，它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毫无疑问，没有慕容雪村，就不会有这些作者的出现，没有成都，武汉、深圳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难道说这种成潮流的跟风就和跟风书没有区别么？
当跟风书形成了潮流之后，跟风潮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如果非要给跟风潮的畅销给一个理由的话，我只有一句话相赠，那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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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洛和本琼生开始，莎士比亚的形象就受到了一种毁灭。这种毁灭根植于一种文化的较量，本琼生执意认为巴洛克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然不适和当时的社会，古典主义即将会在当时的潮流中获得翘楚地位。尽管当时的高乃依布瓦洛还未出名——我们不得不佩服本琼生的审美眼光。而这种审美眼光本身就根植于本琼生的戏剧理念。
我们无法用维吉尔和但丁的关系来诠释这两者的关系。尽管莎士比亚一再陈述他和本琼生的师承关系。本琼生在莎士比亚死后写的悼词曾一度在文坛上传为佳话。可是在当法国戏剧家让－诺里佩斯在1843年写的书信里面，却看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东西：
我们无法忘记本琼生那个小人在我们伟大的莎士比亚先生出名前和出名后的本性。出名前他对于莎士比亚的贬低和诬陷简直就是玷污我们伟大的戏剧和舞台然而在莎士比亚成名之后，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悼词究竟含有多少眼泪在里面？
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只能把他放到一个高度—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同为伟人的争辩，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眼光和审美意识去判断，在一个绝对的高度，他们自然就是一种文化符号。
在2004年的4月30日的网易文化论坛上，终于出来了一个专题谁才是真正的文化流氓？。该专题以一种英雄即将消亡，文坛走向末路的情绪，隔岸观火的心理将中国文坛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葛红兵、余秋雨、王朔、金庸等人一一罗列，仿佛文革期间的反动学术权威，谁才是真正的文化流氓？
该专题有如下一段话，摘录下来，仅供参考。
一提起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给人的印象总是高高在上？愤世激俗？庄严肃穆？但其实历代以来，最大的流氓就是文人，最毒的流氓也是文人，因为有了知识有了头脑，流氓亦更加上档次。因而于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炒作者有之，媚俗帮闲者有之，流氓而出名者有之，甚至写流氓者可以进学府谈经而纶道当然，也有假流氓之名而严正中国文化习俗者，前，先行者王小波，后，待死者，李敖。
现实中的人们总想扮演莱茵河畔大师们的影子，但是总是失之千里。大量的作者和新闻媒体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炒作和宣扬，究竟谁能够把这些真正的做到，这将永远是一个未知。
对于更多的评论者来说，往往只会从别人的手里拿一些下脚货过来，并且得意洋洋，其实一言概括，无耻者终究无耻，流氓者永远流氓。
秋山秋水闻弦音，一半风雨一半晴。
闲言碎语耳旁过，日照冷眼夜夜心。
——梅光迪•秋夜听雨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二
——论文化流氓的倒掉
一直想触摸这个话题，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能够想清楚究竟该如何去阐述这个概念。对于文化流氓，我的理解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进行非法勾当的文坛流氓，这种流氓往往以多种形式出现。
记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词是被加在余秋雨先生身上的，而我个人认为这个词显然和余先生无关，在更多的情况下，学富五车的博士生导师余秋雨先生只能算是一个畅销书作者，或许余先生只是因为在某些娱乐场合频繁上镜而已——但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却是完全容许的。所以说，真正的文化流氓不是余秋雨先生，而是某些不通文化但又喜欢来招惹文化并且搅浑水的一些非专业人士甚至社会小青年。
文学的概念在德里达之后一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但是面临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学真正的做到了平民化。冲出了理论框架的文学在上个世纪显露出了它从未有过的生机。在全世界的图书业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候，文化流氓诞生了，或者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条件下，文化流氓有了滋长的温床。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我前面所说的跟风书之后，会出现一些更为畸形的书刊。这些书刊的作者无一例外的以批评家评论家甚至道德家的身份出场——往往在文坛上掀起歪风怪风不是作家本身而是这些三流的评论者。我从来不喜欢针对某一个作者进行任何性质的定性，包括一种现象——即使是八十后我也只是为其正名而已。然而更多的文化流氓却将这些写成了八十后xx批判书、评八十后xx现象，而且其中相当多的批评者只是中学生而已，从作家的低龄化到评论家的低龄化，诸如此类货色，无聊至极。这难道能称其为作家或是评论家么？
事关这些，在我第二本书的前言里面已经写的非常之明朗，文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组成，虽然不需要如物理数学一般的逻辑严密，但是也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布偶。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不容玷污的。这些在九十年代曾经在歌坛影坛造绯闻玩八卦的文化流氓们再一次的发起了冲击——而这一次却是我们一致认为很圣洁的文学。难道我们可以纵容这些没有形成世界观的社会小青年们任意践踏一门有着自己概念体系的社会科学吗？
只要是一门科学，它必定会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得以完善。而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化流氓也只是一群利益所驱而不择手段的乌合之众。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必须要有大的人文关怀和知识素养。而文化流氓们绝对没有，他们可能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所以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就预言了他们将会倒掉。
流氓终会被扫入垃圾堆的，他们的倒掉也是一种必然。我只是想充当一个清道夫而已，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垃圾是不会自己走进垃圾桶的，还需要我们费点力才行。
3
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圈子里，都能看到一个这样的风景，那就是文化领袖本身的先驱。比如说霍桑的维克菲尔德和菲朗茨•卡夫卡，以及马洛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包括菲茨杰拉德和哈代。这种关系一方面表示了思想上的薪火相传，一方面显示了一种预示和提高。
同为巨人，我们完全可以读到茅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之处。尽管大多人都用抄袭这个字眼来形容两个文化巨人的碰撞，但是毕竟都是巨人，毕竟都有独立的思想。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精神的转载。和人品没有关系。155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一名巨匠终于说出了这句话，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让塔索这个名字终于在佛罗伦撒和但丁、彼得拉克并列。人文主义打破了短暂的沉寂，开始了一种类似于1980年后伦敦指数的复兴，英雄即将谢幕，好戏尚未开始。
集体丧失智慧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这完全取决于整个民族或是社会的群智退化或是进化，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伪装的文化或是精英总会被扫入垃圾堆。
只有漫长的等待之后，逐渐分晓。复制思想的只是传承，而悲哀的是文字的抄袭。这种抄袭，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功利主义和名利思想。郭敬明、叶辛，这些原本不起眼的名字却因为这个耻辱的名字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标志。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物理堆砌，而剽窃，则是一种技巧上的道德侵犯。
——梁漱溟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三
——抄袭：无耻者的耻辱
在我决定写关于抄袭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受到了一种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前所未有的支持。其实我起初决定把这个放在第一个批判的话题来写，特别是在网上看到前段时间闹得特别轰轰烈烈的郭敬明抄袭案件已经结案。关于抄袭，或许应该从这个谈起。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评论没有攻击过任何人。但是从郭敬明的抄袭上来看，我已经做得足够宽容，因为面对一个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堕落至此，或许的尖刻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挽救。在媒体请我做评论的时候，我曾经想试图保持沉默或是选择超越某种媒俗的评论，无论是我还是张佳玮，对于郭敬明无耻行为的攻击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因为在抄袭的背后，我们必须要去体会什么更深的东西。
说实话，在郭敬明之前，文坛对于抄袭几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文坛毕竟是纯洁的，写做毕竟是一件高尚的事业，作家毕竟是道德高尚的范例——其实在少年作家蜂拥而上的时候就出现了未雨绸缪的一种迹象，毕竟所谓的少年作家不是道德规范的表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豪。文字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等同于素质，于是，就出现了郭敬明这个事件。
在成都晚报上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看见后面有一个叫做岳千川的评论家对于郭敬明的抄袭采取一种传教士一般悲天悯人的宽容态度。我曾经批判过这种所谓的批评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流氓的变体。而对于郭敬明这种无耻之徒，他们善于把握风向，在火红的时候煽风点火，在落魄的时候进行无耻的施舍。青年作家更多的是陷入这种批评家的评论中自恋——他们永远不能明白，无论是什么时代，评论家都不是道德标准。
在如今的文坛上面，抄袭似乎成为了一种现象，正如某些人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抄的好坏就是作家的创作标准。在虚拟的社会下越来越多的抄袭事件浮出了水面，从我们心目中的大作家叶辛到炒的正热的中国城市批判，这一切已经让原本清白的文坛已经变得污浊不堪，我可以毫不怀疑的说，到了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世界上只会剩下一本叫做圣经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敢去抄袭，而那本书，就是我们最源初也是最后的经典。
我们必须为这些事情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原本浮躁的世界，郭敬明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作者，这一切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一尘不染的事业。而郭敬明很好的充当了反面教材，其实说到底我们必须报以一个这样的眼光，感谢这些人，他们让我们关注了文坛的另一个阴暗面，或许对于郭敬明之类的无耻者来说，诅咒代表着忠告，鞭挞意味着救赎。
4
大盗有道。这个来自于吕氏春秋的名言彻底让中国人的盗窃合理化。从文学和商业结下不解之缘开始，盗版就成了一种必须，一种本能。
图书的利润最早见于霍特曼的1963年的论物质主义，他首先提出再文学消费中的利益差，即书的定价和图书成本之间的差价就是作者的社会认可程度，在上个世纪中期，世界图书市场未能形成格局，盗版也就不复存在。
我们不妨打通文学接受的历史，自从和商业化挂钩以来，所有的人都开始了表现出一种内急和焦虑。一方面对于金钱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上个世纪任何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对于利润的剋求将成本降到了最低。差价不再是作者的社会认可程度，而我们，却充当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
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一个带有利润的资本运作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生产，分配消费。而在消费阶段也就逐渐的演化成了所谓的接受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和扩大化（哈里森•兰诺德），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这个信号所引发的就是关于下一轮生产的泡沫化和衰败。因为按照博格的理论来看，在一个相对稳定并且开放的竞争市场，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轮的生产。
在市场经济第二轮大潮侵袭的时候，金融危机开始了一种坚持而又持久的冲击，这个浪潮带给一个时代的是关于房产、伪科技和泡沫传媒的大幅度增长，而忽略了基础物质的积累和人类意识的荒漠化。
勿庸置疑，如果这种现象放到了图书市场中，消费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生产这个最原初的环节，环环相扣。对于庸俗图书的追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盗版书的泛滥成灾。
资本家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去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资本论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之四
——盗版：当文化遇到强盗
我很不期望把一个商业话题放到一个学术的领域来评论——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原因和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习惯在文化上作文章，很多庸俗的东西非要归属到文化这个领域里面，这样就会使人对文化这个原本纯洁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盗版。
在我前面说到的跟风书、伪批评家和抄袭实际上都和盗版是分不开的，在很大的情况下，跟风书和伪批评家的本身就是一种盗版，因为正规的大出版公司是不会这样做的——即使是一些购买书号并善于炒作的文化公司也不会去鼓吹这些跟风书和伪批评家，在很大的情况下，他们就只有靠盗版来作为他们表现的平台。难道说这不是一种文化衍生现象吗？
而盗版在这几年的猖狂似乎使国内舆论界更为关注，走进任何一家不成规模的书店或是音像店，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商店都会销售各种各样的盗版，一本书可以寻找得到无数个版本，一个书号可以被无数本盗版书轮奸，当我们引以自豪千年的堂堂中华文化在伪商业化面前低头垂泪的时候，这些盗版和百年前火烧圆明园、劫掠敦煌文化的的英法强盗难道还有区别吗？
值得说明的是，盗版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现象，在英语中盗版这个词“pirate－edition”带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剽窃者。当我们高喊打倒抄袭的同时而忽略了另一种危害版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沉默，因为当你的书在地摊上被别人做为一本色情书刊作者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也会和你一样保持沉默。
我所知道的一个憎恨盗版的作者就是我所敬仰的学者余秋雨先生。余先生从自己遭受盗版的客观事实出发，对盗版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抨击，但是所见到的收效却是评论家的苛则和羞辱。当我看到余编者按 本文对中国的图书市场所存在的低俗现象分析透彻，对这些低俗现象的批判更是见解独到，合情合理。先生笔下无奈而又悲哀的文字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和使命感。这一切正如好友陶磊所说，当话语权和文化的治理权控制在少数文化流氓手中的时候，文化的势力会走向一种历史的反动，比如说抄袭，以及盗版。
5
在网络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帖子，那就是把我写的东西归结为一种文学垃圾，因为在更多的人眼里，网络文学和校园文学太多的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本身在四轮印刷机之前。文学不存在任何性质的商业性质，但是一旦有了利润，那种非利润化的敌视会让人觉察到一丝隐讳。
而事关垃圾文化最早的批判自然非夏洛特丹玛斯莫属，这个称为肯定来源于这位所谓的超意识主义者对于德里达的强烈批判。他们都期望能够恢复一种自由的叙述学阶段。在一个绝对理论化的前提下，垃圾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最恶毒的语言，也比时下最高贵的语言动听。
而如今的文化变得更加诡异而又阴森，这一切正如titanic中所表现的詹姆斯•卡麦伦和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关系一样，我们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之中。包括陈逸飞和哈默的关系，这种金钱的刺激只会美化垃圾的文化。
垃圾的文化本身是一种在言说上提到了那种难以到达原初表达的境界。因为有了金钱，而我们变得难以去辨明是非，以及文学。
所以才有叙述学理论的复兴，我们不得不佩服德里达的高深。
我失去了表达上的欲望，充沛的创造力，持久的努力，意志力。我想我遇到的是创作上的一十八个敌人。
——小饭•创作上的一十八个敌人
中国图书市场十大恶俗批判
——垃圾书和垃圾作者
面对着马上就要开盘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和即将上市各种各样的图书，这个原本让我回避的话题再一次的在我的脑海里想起，那就是我们长期蒙受到了一种恶意的欺骗。那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很多偶像级作家，其本质只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演员而已，换言之，更多的作家们已经承认了自己对于文学研究和人文精神上的缺失，但是可悲的是，我们丝毫并没有觉醒，相反对于这些所谓的作家，我们更是抱以谄媚的掌声。
我们似乎不能理解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太多的作家并不能做到我们心目中的那样完美无缺。特别是更多的畅销书作者暴出的某些绯闻，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面对这些已然成为客观的事实——垃圾书和垃圾作者，我们无法不陷入茫然。
图书市场——这块原本属于文学的神圣殿堂已经遭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毁灭。大量劣质而又昂贵的文本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掀起一阵又一阵波浪，而那些文本的作者却包括如下人物：劳改犯、三陪女、小学生、和某些不入流的文体明星。而其文本的内容或抄袭、或代笔、或粗制滥造。
所谓的经典和精品永远不能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面立足。这一切正如余秋雨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界现状的评价一样，大量的文学从业者开始了一种庸俗而又险恶的包装。相当不学无术或是道德败坏的人走进了文学这个圈子，出书、出名、争取社会话语权。这一系列行为似乎赢得了更多的叫好声。而出版自由又成了这些人炒作的理由。
随意走进一家书店，就会看见相当多的这种作者，他们的头衔多半都是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著名演员之类，而他们的经历则都是没读过书刻苦奋斗并且自学成才，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那种对读者不容质疑的说教和指责则是他们恒久不变的特色。经典在书架上落灰，而伪学者们的书却在不断的畅销。
我无意于去攻击这些原本就很无耻的垃圾作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重复的制造着图书市场的混乱和拥挤。一本本非专业人士写下来的垃圾畅销书，除了对于学术本身的亵渎，也就再无他用。
从十年前红极一时的学习的革命到当年竟相阅读的刘晓庆自白录再到现在热卖全国的水煮三国，我倒不觉得这些垃圾书究竟可以能改变我们多少，用复杂的故事来讲一个通俗的道理或是摆一些荤段子就能成为作家的话，我姑且这样认为，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把我们口袋骗走。而我们，则是遭受欺骗的大多数。
6
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我们会被肉体所感动。因为在那个精神小于肉体的时代。古典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只有通过厚厚的典籍来揣摩最原始的肉体观念。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曾经被渡边淳一的文章所吸引——即使现在看也比米兰或是村上高明许多。化身和失乐园曾经是我最为激动的作品——反让我把里面的性描写忽略了。直至现在，我都会为里面的精彩描写而鼓舞许久。
对于妓女这种文化，应该完全脱离于精神上的。按照萨德德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的阶层里面。关于性欲的满足绝对不是纯物质上的。马克思把性欲食欲求生欲归结到物质消费当中，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妓女所提供的商品并不是纯物质上的，因为肉体的交换在本质上就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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