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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中，两种知识分子是处于天平的两端，一种是积极入世的官场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儒家对于“治国”理念的一种外化；另一种则是带有魏晋狂狷之美的竹林人士，这种知识分子是中国道家精神和无为而治思想的传承，他们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就将某种特定的情绪发泄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当中，这就形成中国的竹林文化。
在这片横跨前年历史的竹林里面，有一个一直在躲闪的身影，他偶然嘻笑露面，偶然深沉示人，他终生不仕，只做到屯田员外郎的小官，但是他却被皇帝亲自任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作家，以“奉旨填词”自居的他在死了之后居然让太子亲自送葬，宋仁宗亲笔赐封“白衣卿相”的匾额，这是世界诗歌史上的无上荣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位发迹于竹林“白衣卿相”姓柳，名永，是福建武夷山人。
对于福建来说，所有的地理人文学者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环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在中世纪都是避塞的区域，也是文化的蛮荒地带。这种误解很荒唐，也很要命，他们完全照办照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刑罚，这个刑罚将大批因文获罪的人尽数押解到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苏东坡、李纲、林则徐都不例外，或许是历史的玩笑，正是因为这种刑罚，才让中国的汉文化遍布全国各地，那些押解人犯的差役也就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把世界文化史上最精华的人才巡游全国。
柳永的父亲，就是被流放到福建的犯人。他父亲来到福建三年之后，也就有了柳永。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包含着中国文化和官方的一个极大冲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公共的话语永远不能形成真理，在中国，民主往往会嬗变成为粗暴而又野蛮的群众专政，据说柳永的父亲就是因为“言词多僻异，为朝所不容，旋遭逐”的。
在去福建之前，我一直觉得柳永的籍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包括中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于作者籍贯的藐视几乎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但是事实上在一个并不开放的时代，一个作者的出生地所包含的文化氛围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人的学术背景和作品风格。就是在武夷山，在一个飘着小雨的时节，在一条仿古道路的尽头，一栋三层楼的灰色的建筑在我面前突兀的显露了出来，屋顶简单，周围游客稀疏，只有一块硕大无比的匾额高高的悬挂在进门的顶上，似乎在嘲笑着来来往往的粗俗野夫与用“造孽钱”的凡夫俗子。
那些人活该被嘲笑，更悲哀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嘲笑，这是一种高明，也是一种无奈。
那匾额上是四个镏金的楷书大字：一代词宗。
说柳永是词宗，这个说法是妥切并且很有价值的，柳永在宋代的地位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词人。从李清照到秦观统统风他为圭臬之论，他开创了在诗词史上有着半壁江山的婉约词，这个影响力波及整个汉文化圈诗词流派的创始人居然是一个位居福建的流犯后代。
在那条安逸的道路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安静而又沉着，彷佛因为前面的伟人而变得静谧起来，无论是天上飘落的雨丝还是两旁还没有开张的店埠，似乎都知道前面有一个伟人的所在似的。
可是柳永呢？柳永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那座破茅草房在他身后会开发成为一个茶社，继而又开辟成纪念馆，历史就是喜欢这样开玩笑，连自己都不知道葬在哪儿的柳永却拥有一个奢华的纪念馆，绿阶朱门，白墙黑瓦，一派富贵人家的派头。
而柳永正在地下嗤笑，这也正合了他的性格。
二
福建不算是中国文化的蛮荒地带，相反，福建在中国文化的两次勃兴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是汉代的闽越文化形成了长江以南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复兴，第二次就是从南宋到明清闽学的丰富和完善。而就在这两次文化之间，戏剧性的出现了柳永这个文学奇才，一个时尚的诗人。
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宋代这样开明。宋代统治阶级对于所有知识分子都采取“不杀”的政策，据说这个政策来源于宋太祖赵匡胤的军师赵普，这个规矩一直坚持了两百多年，直至宋代覆灭。
福建在那个时候因为这种政策而成为了文化的重心，流放成为了重要的惩戒方式，这种流放往往是从北到南进行迁徙——统治者很清楚，文化者的温床沃土就是文化氛围，一旦到了没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算这个人有天大的才华，也无处伸展。
正是因为这种行为，才强迫中国的文化制造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那块地方，也就成为了另一个文化重心。
在资本主义即将萌芽的时候，柳永带着他的福建整个儿戏剧性的出场了，中国人听惯了大江东去大漠孤雁的北方大调，柳永那软绵绵的词句让所有的读者们都为之一震，在它们耳朵里，彷佛传来了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他们所需要的。
宋代的词学发达了，应该虔诚的感谢柳永，晋代的狂狷之美到了宋代居然成为了连皇帝都为止捧场的思想境界，这不的不说皇帝的高明和聪明，这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呵！他拥有最小的统一版图，却拥有最多的诗词书画大师。
小家出碧玉，愈是小，愈能体现一种精致，在柳永的声音之后，全国上下一大片都是软绵绵的声音，汴京城的歌妓们贝齿轻启，玉手慢弹，就是在那样一个暖玉温香的环境里，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整个汴京城“半壁高楼闻柳词，十里一片软曲音”
这不能怪柳永，因为在舒坦的社会里，谁也不能强迫人们紧张，既然大家都这般休闲，那就这般休闲吧。
这一休闲，就是九百年。诗词歌舞琴棋书画都发达了，整个儿封建社会就陷入了这样一个优雅的环境里，从词学到美学，再到人生观，彷佛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样，哗啦啦的全倒了，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声音，让人产生出许多愁绪来。
说到愁绪，还是落到柳永身上，还是那条湿漉漉的道路，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柳永是失败的，但又是成功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像柳永这样的文人是不会受到重视的，也是不会获得任何既得利益的。按照大宋律法，作为一名流犯的后代，他没有资格做到三品官以上的职务的，在辞去屯田员外郎职务之后，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里，多了一个白袍的影子，整日喝着桂花酒，说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疯话，就是这样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更有戏剧性的是，正是追封“白衣卿相”的仁宗皇帝，在一次进士头衔的授予中，将入围的柳永剔除在外，理由是“浮艳虚华”这个结语对于柳永来说似乎有些不公正，但是皇帝金口玉言，一说出来就不能更正... -->>
一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中，两种知识分子是处于天平的两端，一种是积极入世的官场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儒家对于“治国”理念的一种外化；另一种则是带有魏晋狂狷之美的竹林人士，这种知识分子是中国道家精神和无为而治思想的传承，他们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就将某种特定的情绪发泄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当中，这就形成中国的竹林文化。
在这片横跨前年历史的竹林里面，有一个一直在躲闪的身影，他偶然嘻笑露面，偶然深沉示人，他终生不仕，只做到屯田员外郎的小官，但是他却被皇帝亲自任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作家，以“奉旨填词”自居的他在死了之后居然让太子亲自送葬，宋仁宗亲笔赐封“白衣卿相”的匾额，这是世界诗歌史上的无上荣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位发迹于竹林“白衣卿相”姓柳，名永，是福建武夷山人。
对于福建来说，所有的地理人文学者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环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在中世纪都是避塞的区域，也是文化的蛮荒地带。这种误解很荒唐，也很要命，他们完全照办照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刑罚，这个刑罚将大批因文获罪的人尽数押解到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苏东坡、李纲、林则徐都不例外，或许是历史的玩笑，正是因为这种刑罚，才让中国的汉文化遍布全国各地，那些押解人犯的差役也就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把世界文化史上最精华的人才巡游全国。
柳永的父亲，就是被流放到福建的犯人。他父亲来到福建三年之后，也就有了柳永。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包含着中国文化和官方的一个极大冲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公共的话语永远不能形成真理，在中国，民主往往会嬗变成为粗暴而又野蛮的群众专政，据说柳永的父亲就是因为“言词多僻异，为朝所不容，旋遭逐”的。
在去福建之前，我一直觉得柳永的籍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包括中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于作者籍贯的藐视几乎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但是事实上在一个并不开放的时代，一个作者的出生地所包含的文化氛围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人的学术背景和作品风格。就是在武夷山，在一个飘着小雨的时节，在一条仿古道路的尽头，一栋三层楼的灰色的建筑在我面前突兀的显露了出来，屋顶简单，周围游客稀疏，只有一块硕大无比的匾额高高的悬挂在进门的顶上，似乎在嘲笑着来来往往的粗俗野夫与用“造孽钱”的凡夫俗子。
那些人活该被嘲笑，更悲哀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嘲笑，这是一种高明，也是一种无奈。
那匾额上是四个镏金的楷书大字：一代词宗。
说柳永是词宗，这个说法是妥切并且很有价值的，柳永在宋代的地位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词人。从李清照到秦观统统风他为圭臬之论，他开创了在诗词史上有着半壁江山的婉约词，这个影响力波及整个汉文化圈诗词流派的创始人居然是一个位居福建的流犯后代。
在那条安逸的道路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安静而又沉着，彷佛因为前面的伟人而变得静谧起来，无论是天上飘落的雨丝还是两旁还没有开张的店埠，似乎都知道前面有一个伟人的所在似的。
可是柳永呢？柳永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那座破茅草房在他身后会开发成为一个茶社，继而又开辟成纪念馆，历史就是喜欢这样开玩笑，连自己都不知道葬在哪儿的柳永却拥有一个奢华的纪念馆，绿阶朱门，白墙黑瓦，一派富贵人家的派头。
而柳永正在地下嗤笑，这也正合了他的性格。
二
福建不算是中国文化的蛮荒地带，相反，福建在中国文化的两次勃兴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是汉代的闽越文化形成了长江以南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复兴，第二次就是从南宋到明清闽学的丰富和完善。而就在这两次文化之间，戏剧性的出现了柳永这个文学奇才，一个时尚的诗人。
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宋代这样开明。宋代统治阶级对于所有知识分子都采取“不杀”的政策，据说这个政策来源于宋太祖赵匡胤的军师赵普，这个规矩一直坚持了两百多年，直至宋代覆灭。
福建在那个时候因为这种政策而成为了文化的重心，流放成为了重要的惩戒方式，这种流放往往是从北到南进行迁徙——统治者很清楚，文化者的温床沃土就是文化氛围，一旦到了没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算这个人有天大的才华，也无处伸展。
正是因为这种行为，才强迫中国的文化制造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那块地方，也就成为了另一个文化重心。
在资本主义即将萌芽的时候，柳永带着他的福建整个儿戏剧性的出场了，中国人听惯了大江东去大漠孤雁的北方大调，柳永那软绵绵的词句让所有的读者们都为之一震，在它们耳朵里，彷佛传来了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他们所需要的。
宋代的词学发达了，应该虔诚的感谢柳永，晋代的狂狷之美到了宋代居然成为了连皇帝都为止捧场的思想境界，这不的不说皇帝的高明和聪明，这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呵！他拥有最小的统一版图，却拥有最多的诗词书画大师。
小家出碧玉，愈是小，愈能体现一种精致，在柳永的声音之后，全国上下一大片都是软绵绵的声音，汴京城的歌妓们贝齿轻启，玉手慢弹，就是在那样一个暖玉温香的环境里，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整个汴京城“半壁高楼闻柳词，十里一片软曲音”
这不能怪柳永，因为在舒坦的社会里，谁也不能强迫人们紧张，既然大家都这般休闲，那就这般休闲吧。
这一休闲，就是九百年。诗词歌舞琴棋书画都发达了，整个儿封建社会就陷入了这样一个优雅的环境里，从词学到美学，再到人生观，彷佛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样，哗啦啦的全倒了，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声音，让人产生出许多愁绪来。
说到愁绪，还是落到柳永身上，还是那条湿漉漉的道路，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柳永是失败的，但又是成功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像柳永这样的文人是不会受到重视的，也是不会获得任何既得利益的。按照大宋律法，作为一名流犯的后代，他没有资格做到三品官以上的职务的，在辞去屯田员外郎职务之后，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里，多了一个白袍的影子，整日喝着桂花酒，说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疯话，就是这样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更有戏剧性的是，正是追封“白衣卿相”的仁宗皇帝，在一次进士头衔的授予中，将入围的柳永剔除在外，理由是“浮艳虚华”这个结语对于柳永来说似乎有些不公正，但是皇帝金口玉言，一说出来就不能更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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