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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提起吃饭这个话题，我对往事，有着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近日，利用休息时的闲暇，陆续把它们细细的梳理了一下，并以文字的形式，简略的记录了下来，算是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忆苦思甜”的自我反思和灵魂洗礼吧。我觉得，这种来之灵魂深处的自觉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念，对于身处物欲横流、红尘万丈、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中的自己保持头脑的清醒、心绪的宁静、生命的激情和奋发的斗志，是有益而无害的；贴出来晒在网上，对人、特别对未经过过去艰难岁月生活的年轻人，更深地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更好地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更加勤奋努力地去开创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认为，也应该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之余，我挤出一些时间，整理了下面这些回忆，并把它记录于此。
我出生于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的上世纪50代中期。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早年把我们这批“50后”称为最倒霉的人。并编出顺口溜来形容我们是：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刚一毕业就下乡、回城几年没工作、结婚没有窝、生活最窘迫。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企业改制、破产下岗、当然还有计划生育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都让我们给赶上了。有人因此而指责苍天、扣问大地：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但是，拐回头来再想想，其实，我们比起自己的长辈们，已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
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家庭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毫不例外地分担着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肩上的沉重负担。其中最直接、记忆最清楚、和自己关系最紧密、对自己生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成长时期的饥饿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记事以后，到1968-1969随我母亲干部下放劳动、全家里搬迁到农村止，这我人生发育最重要的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很少吃过饱饭。全家数口在吃饭问题上，始终是定时定量。每当回想起这个年代，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个晃晃悠悠高悬在房梁上的、装着几个馒头的带盖的俗称“气死猫”的竹篮。这是我们家里的主食，每人每餐一个小馒头，大约不足二两重。我们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开饭的时间。毫无油水可言的、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永远都饱含着期盼。我、我们从没有、也从不敢放开肚子真正痛痛快快的吃过一顿饱饭。我们的碗里从来没有留过剩下的米粒，盘里也从来没有留下过剩下的菜渣甚至菜汤。任何时候，锅里、碗里、盘里，都是干干净净、光可鉴人。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在不自觉地保持着这个习惯：无论在哪里吃饭，碗里从不会留下一颗米粒或菜渣。
我们是市民户口，粮食都是定量的。母亲好像是每月26-28斤，我和兄、妹、弟是学生，口粮标准从年龄的递增计算，逐渐的从21、23、长到26斤。副食少得可怜，肉蛋更是可望而难及。父亲老家有我爷奶、一个上学的姑姑、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母亲老家有实质是母亲养母的姑姥，和大姨的遗孤--我唯一的一个比我大不几岁的表兄。父亲在新乡市工作，每月50余元工资，按月回家住几天，带回来10元钱和几斤粮票，其余的主要是自己留用和汇给老家或供养我上学的姑姑。母亲每月45元工资，按月给我姑姥汇5元钱，当然也需要偶尔寄些粮票。余下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等，平均每人月均不足8元钱。常常接不上气。是真正的月月工资月月光，名副其实的“月光族”为了节约开支，母亲可谓费尽了苦心。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常去离家10多里的县城开会，从来都是背着水壶步行前往。为的就是节省一角钱的汽车费和二分钱一碗的茶水钱。而且，母亲极自重、自尊、自爱，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搭乘任何男同事的自行车。所以无论是开会、下乡，瘦弱的母亲永远都靠一副铁脚板，风里来、雨里走，尽可能为我们省下几个养命钱。尽管如此，经济上却永远都难以摆脱终身缠绕的窘迫。时至今日，80岁高龄的母亲依然常说：这一辈子，都在为钱打饥荒！
粮食永远是紧缺的，钱永远是紧缺的，而政策更是严格甚至是严峻的。母亲娘家成分不好，8岁丧母。姥爷续弦后，把我母亲和我大姨送给她们的姑姑抚养。姑姥婆家里也有几亩地，姑姥爷病逝后，二十多岁年轻的姑姥一辈子守寡，把我大姨和我母亲两个学生拉扯成人。田间的劳务主要靠雇工打理。因此，土改化成份时，理所当然地被定为了地主。母亲解放前毕业于汝南女师，一直以教书为生。因我父亲是47年入伍、建国后任汝南市（县级）教育局长、后又调任信阳军区司令员的文化教员和秘书，我母亲也就随我父一起入伍。虽此前即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终因家庭出身方面的因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母亲一生都极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养成了一丝不苟、过于严谨、从不高声说话、树叶落下怕砸头的性格特点。同时，对我们的教育和管束，也显得格外正统、格外严格！为防止被人攻击为对国家配发粮食标准的政策不满，从小就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永远不在人前唤饥；任何时候，都永远不伸手向他人、向组织求援助、要救济！更从来不敢去黑市购买高价粮，多以购买南瓜、萝卜、白菜等最便宜的蔬菜替代。因当时是统购统销，黑市买卖粮食是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即便疼爱我们如母亲者，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群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小儿女默默流泪，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去触高压线。所以为了活命，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另辟蹊径、自力更生、设法自救。
生命是顽强的，人的潜能、忍耐性和适应能力也是空前的。亏了母亲所在机关在农村驻扎，我们在母亲和周围同学和他们家长们的言传身教下，逐渐学会了识别各种野菜，学会了去农田里捡拾农民收获后遗落在地里的零星农作物——我们称之为“遛庄稼”记得我们兄妹三人、多数时候是我和大哥，常常闻鸡起身，顶着漫天的星星、弥朦的晨雾或清冽的朝露，步行数里、甚至数十里，到周边农民收获后的田间，去小心翼翼的搜寻遗落下来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小麦、玉米。一颗颗地找、一粒粒地捡，一穗穗地收集。偶有大的斩获，必如获至宝、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们也曾经背负着铁锹、锄头、或镰刀，游荡于寂寥的旷野，挖地三尺，去寻觅同样是农民收获后遗留在地下的红薯、花生；曾经去农民收获以后的地里，挖掘余下的萝卜疙瘩、白菜根茎；曾经在农田里、野地边、河渠中，四处查找，去采挖可以食用的陆生、水生的各种野菜、树头菜；曾经大年三十除夕日，端着黄黄的大铁磁碗，奔走在各个豆腐作坊，五分钱买一大碗豆腐渣；曾经像铁道游击队的飞虎队员一样，扒火车到深山中去割荆条、拔山韭菜；曾经在农村各家各户的炉渣堆上，东挖西刨，找寻没有充分燃烧的煤核；曾经到处收集废水泥袋、大字报去卖给废品收购站。我至今依然能够十分准确地识别出多种野菜的特征、特性和口感；能明白在农田里，如何发现遗落在地面和地下的各种农作物；我会各种水、陆生野菜、树头菜、白菜根茎、西瓜皮的诸多烹饪方法；我知道豆腐渣的蒸、馏、煎、炒的各种做法和吃法。
在那个岁月里，我们的节假日很少开心的呼朋唤友到处游玩，总是三五成群、合伙结伴，背着锄头、铁锹，挎着竹篮、镰刀，匆忙地奔走于离家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陌生村庄之间的阡陌纵横的田间地头或深山野岭，像一群群饥饿的小兽，四处游荡，嗅闻，警觉地搜寻赖以裹腹的、或可以交换裹腹的猎物。披星戴月、沐风栉雨、辛勤劳作，而且数年如一日。每年农作物收获的季节，都是我们最繁忙、也最快乐的季节。每次的早出晚归，带给我们的都是出发时的无尽希望和归来时的丰厚回报。我们每次外出，总会有三、五斤... -->>
“民以食为天”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提起吃饭这个话题，我对往事，有着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近日，利用休息时的闲暇，陆续把它们细细的梳理了一下，并以文字的形式，简略的记录了下来，算是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忆苦思甜”的自我反思和灵魂洗礼吧。我觉得，这种来之灵魂深处的自觉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念，对于身处物欲横流、红尘万丈、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中的自己保持头脑的清醒、心绪的宁静、生命的激情和奋发的斗志，是有益而无害的；贴出来晒在网上，对人、特别对未经过过去艰难岁月生活的年轻人，更深地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更好地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更加勤奋努力地去开创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认为，也应该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之余，我挤出一些时间，整理了下面这些回忆，并把它记录于此。
我出生于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的上世纪50代中期。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早年把我们这批“50后”称为最倒霉的人。并编出顺口溜来形容我们是：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刚一毕业就下乡、回城几年没工作、结婚没有窝、生活最窘迫。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企业改制、破产下岗、当然还有计划生育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都让我们给赶上了。有人因此而指责苍天、扣问大地：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但是，拐回头来再想想，其实，我们比起自己的长辈们，已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
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家庭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毫不例外地分担着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肩上的沉重负担。其中最直接、记忆最清楚、和自己关系最紧密、对自己生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成长时期的饥饿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记事以后，到1968-1969随我母亲干部下放劳动、全家里搬迁到农村止，这我人生发育最重要的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很少吃过饱饭。全家数口在吃饭问题上，始终是定时定量。每当回想起这个年代，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个晃晃悠悠高悬在房梁上的、装着几个馒头的带盖的俗称“气死猫”的竹篮。这是我们家里的主食，每人每餐一个小馒头，大约不足二两重。我们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开饭的时间。毫无油水可言的、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永远都饱含着期盼。我、我们从没有、也从不敢放开肚子真正痛痛快快的吃过一顿饱饭。我们的碗里从来没有留过剩下的米粒，盘里也从来没有留下过剩下的菜渣甚至菜汤。任何时候，锅里、碗里、盘里，都是干干净净、光可鉴人。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在不自觉地保持着这个习惯：无论在哪里吃饭，碗里从不会留下一颗米粒或菜渣。
我们是市民户口，粮食都是定量的。母亲好像是每月26-28斤，我和兄、妹、弟是学生，口粮标准从年龄的递增计算，逐渐的从21、23、长到26斤。副食少得可怜，肉蛋更是可望而难及。父亲老家有我爷奶、一个上学的姑姑、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母亲老家有实质是母亲养母的姑姥，和大姨的遗孤--我唯一的一个比我大不几岁的表兄。父亲在新乡市工作，每月50余元工资，按月回家住几天，带回来10元钱和几斤粮票，其余的主要是自己留用和汇给老家或供养我上学的姑姑。母亲每月45元工资，按月给我姑姥汇5元钱，当然也需要偶尔寄些粮票。余下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等，平均每人月均不足8元钱。常常接不上气。是真正的月月工资月月光，名副其实的“月光族”为了节约开支，母亲可谓费尽了苦心。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常去离家10多里的县城开会，从来都是背着水壶步行前往。为的就是节省一角钱的汽车费和二分钱一碗的茶水钱。而且，母亲极自重、自尊、自爱，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搭乘任何男同事的自行车。所以无论是开会、下乡，瘦弱的母亲永远都靠一副铁脚板，风里来、雨里走，尽可能为我们省下几个养命钱。尽管如此，经济上却永远都难以摆脱终身缠绕的窘迫。时至今日，80岁高龄的母亲依然常说：这一辈子，都在为钱打饥荒！
粮食永远是紧缺的，钱永远是紧缺的，而政策更是严格甚至是严峻的。母亲娘家成分不好，8岁丧母。姥爷续弦后，把我母亲和我大姨送给她们的姑姑抚养。姑姥婆家里也有几亩地，姑姥爷病逝后，二十多岁年轻的姑姥一辈子守寡，把我大姨和我母亲两个学生拉扯成人。田间的劳务主要靠雇工打理。因此，土改化成份时，理所当然地被定为了地主。母亲解放前毕业于汝南女师，一直以教书为生。因我父亲是47年入伍、建国后任汝南市（县级）教育局长、后又调任信阳军区司令员的文化教员和秘书，我母亲也就随我父一起入伍。虽此前即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终因家庭出身方面的因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母亲一生都极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养成了一丝不苟、过于严谨、从不高声说话、树叶落下怕砸头的性格特点。同时，对我们的教育和管束，也显得格外正统、格外严格！为防止被人攻击为对国家配发粮食标准的政策不满，从小就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永远不在人前唤饥；任何时候，都永远不伸手向他人、向组织求援助、要救济！更从来不敢去黑市购买高价粮，多以购买南瓜、萝卜、白菜等最便宜的蔬菜替代。因当时是统购统销，黑市买卖粮食是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即便疼爱我们如母亲者，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群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小儿女默默流泪，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去触高压线。所以为了活命，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另辟蹊径、自力更生、设法自救。
生命是顽强的，人的潜能、忍耐性和适应能力也是空前的。亏了母亲所在机关在农村驻扎，我们在母亲和周围同学和他们家长们的言传身教下，逐渐学会了识别各种野菜，学会了去农田里捡拾农民收获后遗落在地里的零星农作物——我们称之为“遛庄稼”记得我们兄妹三人、多数时候是我和大哥，常常闻鸡起身，顶着漫天的星星、弥朦的晨雾或清冽的朝露，步行数里、甚至数十里，到周边农民收获后的田间，去小心翼翼的搜寻遗落下来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小麦、玉米。一颗颗地找、一粒粒地捡，一穗穗地收集。偶有大的斩获，必如获至宝、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们也曾经背负着铁锹、锄头、或镰刀，游荡于寂寥的旷野，挖地三尺，去寻觅同样是农民收获后遗留在地下的红薯、花生；曾经去农民收获以后的地里，挖掘余下的萝卜疙瘩、白菜根茎；曾经在农田里、野地边、河渠中，四处查找，去采挖可以食用的陆生、水生的各种野菜、树头菜；曾经大年三十除夕日，端着黄黄的大铁磁碗，奔走在各个豆腐作坊，五分钱买一大碗豆腐渣；曾经像铁道游击队的飞虎队员一样，扒火车到深山中去割荆条、拔山韭菜；曾经在农村各家各户的炉渣堆上，东挖西刨，找寻没有充分燃烧的煤核；曾经到处收集废水泥袋、大字报去卖给废品收购站。我至今依然能够十分准确地识别出多种野菜的特征、特性和口感；能明白在农田里，如何发现遗落在地面和地下的各种农作物；我会各种水、陆生野菜、树头菜、白菜根茎、西瓜皮的诸多烹饪方法；我知道豆腐渣的蒸、馏、煎、炒的各种做法和吃法。
在那个岁月里，我们的节假日很少开心的呼朋唤友到处游玩，总是三五成群、合伙结伴，背着锄头、铁锹，挎着竹篮、镰刀，匆忙地奔走于离家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陌生村庄之间的阡陌纵横的田间地头或深山野岭，像一群群饥饿的小兽，四处游荡，嗅闻，警觉地搜寻赖以裹腹的、或可以交换裹腹的猎物。披星戴月、沐风栉雨、辛勤劳作，而且数年如一日。每年农作物收获的季节，都是我们最繁忙、也最快乐的季节。每次的早出晚归，带给我们的都是出发时的无尽希望和归来时的丰厚回报。我们每次外出，总会有三、五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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