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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冷飕飕的黎明醒来。那时摇着我的肩膀且问话的却是我的小情妇“出了什么事？你在做噩梦，”她说：“你老是梦见的那位克里克是谁？”
他不住地出现。在我记忆的长廊里鬼鬼祟祟地穿行着。谁也不敢相信，也不敢跟我打赌，刚刚二十岁的他，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的两年里，已有两次被送入疯人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一直缭绕着我们的生存空间。记忆的折磨使我努力地把关于他的情节记录下来，难以磨灭地记录下来，只为把有限的记忆空间转移成信息文字，贮存在电脑的软盘里，除此，没有别的目的。
这也并非全部的细节，只是他逝去的二十个春秋七千三百多个日子里重复细节中的一个极小的片断，几个点，一个日子里的几个点而已。
那天早晨，没有风，天气暖和得令人冒油。克里克喷着鼻子，向中文楼走去，一路诅咒着这魔鬼天气。
他原先估计，他的位子上不会有“别的”家伙占着，但是现实偏偏跟他过不去。愤怒从他的胸中涌流出来，抑制不住，洒落在我们无辜的书桌上，弄得教室后排的桌椅叭啦地响着。听着那震动声，同学们就知道克里克好像走进来了。老滚和韦春萍惊讶地掉转脑袋瞧瞧，一个浑身乌鸦色的家伙，已逼了过来，目光正像两把锋利的刀戈。那人身材矮小，腰背微弯。那干瘦的脸，常常挂着某种可怕的阴影，使人不禁把他跟佝偻病人归类。细腻的下巴，尖长的鼻子，简直绝了，这种啄木鸟的头型，永远违背基本礼貌的规定。然而，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那双使人瞧见了便匆匆跑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小眼睛，眨眨地，就像电压不稳的小灯珠。这时候他习以为常地调遣这些小灯珠，照了照占在他座位上与他同桌韦春萍攀谈的老滚“谁请你坐这儿？”他嘟哝道“谁请你坐这儿？”一团阴云滚过了他的脸，那样子确实是恕不可遏。
老滚是明白人，知道他正窝着火，再惹他一丁点儿，他会立即被烧焦的。他只好看了看表，显出没有功夫跟他饶舌的样子，便让出位子，走了。
克里克抬头瞪了他一眼，就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垂着头，手脚忙乱着翻翻抽屉，数数作业本，拈了拈橡皮胶，乍一看，这一切没有一点儿问题。他又拈一拈橡皮胶，想花点儿时间掂量掂量。但很快他就撅着嘴，喃喃自语：“谁翻过我的东西了？”
“为什么不报110呢？”后桌的马芮谨慎笑道。
他脸上冒着汗，眼睛眨眨地回应道：“110的电话号码我不懂。”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晓得，克里克发火是出于某一种责任，执意保护同桌韦春萍，或者这校园四周围墙内每一位如花的女性。他常常埋伏在她们的周围，一瞧见不规矩的，便提个醒。“为的是她们好。”他说。一旦她们被“别的”家伙携走了，他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你有男朋友了，我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他常常这样说，竟然也感到很痛快。然而，这也是无益的，很多女孩在他保护网中仍然如春天的雪花，没有落到地上便消融了。他操作的公关协会里，会员几乎都是女孩子的。这是她们的会长不喜欢男人的缘故。“他们进来了，会出乱子的。”可突然得很，上个月他破例吸收进去了几个男会员，被大家公认是青一色的，类似克里克的“窝囊废”长着一样的容貌，眼睛眨眨的，脸皮很厚——“可能他们的父母在制造他们时，在脸皮这个地方特别用功夫。”连校内的函授生也这么说。
时间过得飞快。克里克只感到最近比较烦，心头一直憋着气。大家都聚集在老九的座位旁，朝他举起大拇指，因为课间操时，邮递员刚递给他一个邮包，里面有一本杂志，刊发着他的文章。老滚抢过杂志，正发挥着他的朗读优势。别的同学一连敲击着桌子，一边舞动着身体，发出类似于嘎嘎的声音。就好像他们乐得透不过气来一样。而克里克呆呆地坐在原位上。那可是很特别的景象。只要有人为某件可喜的事情鼓掌的时候，他嵌在脸皮里的那两颗小灯珠便敏感地眨起来，好像忽然撞上了烈强的日光，使它们立即黯然失色。
克里克抗议地抬起视线，站了起来，眼睛眨眨地往人群那儿扫去。然后又研究他的哲学，又从书箱里摸出一把油腻腻的个人作品复印件，排在桌面上，戴上近视镜，郁郁寡欢地默读起来。
“老九嘛，那套庸俗的东西，我高中时就已经玩腻了”他怏怏地说：“春萍，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样出不了名堂。以前我得过中南五省作文竞赛一等奖，作家协会举办的。后来呢，要是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堂堂正正地在中学组织过文学社，发表很多文章，现在呢，封笔了，搞点高尚的东西——探究哲学问题了。你知道什么叫哲学吗？世界上很多大师都这样开头的，比如，莫伯桑、萨特、哈尔滨。。当然，一看见有人放肆或别的不成体统的，就往他们身上发火。我觉得我是对的，至少可以比他们正确，你可以问问我父亲，高中语文老师，马教授，覃博士。我什么世面没瞧过。
“老九的那篇英雄传奇，你也许没读过，所以就不知它的妙处。”韦春萍一边说着，一连看书。周围热闹着，有人仍在高兴地朗读老九的文章。克里克盯着空洞的墙角，眉头皱得更紧了。此刻正是上午九点半，太阳歪歪斜斜地晒在他脸上。他胡扯了张餐纸擦了擦汗。
“妙处，哈？”他鄙视地说道，一脸妄自尊大的样子。“春萍，权威人士，如马教授的想法就刚好相反。”克里克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下巴顶在桌面上，他顺嘴说下去，为的是哪怕能稍减轻一点他那沉重的心情也好：“不好的作品，读它有什么收获呢？你知道，我当然不敢希望您完全相信我。但我可以向您郑重保证，我现在决不是信口开河的。嘿嘿，我的那篇新闻也准备上报啦。”
最后两节课里，他郁郁地望着窗外。太阳跟昨天一样温暖，让他潮湿的头颅躺在韦春萍的石榴裙下。一点风也没有，令人郁闷。河岸上有几株树木，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水面上，却躺在芳草地里。没趣！他瞧了瞧桌下平静地摊着的本叔本华著作“这本书，你们谁能真正读懂？”可是他不知道，人们很容易就读懂他这个家伙。
放学，他孤独地走过学校的宣传栏前，一张新贴的喜报惹得他脸色颓丧。他觉得很奇怪，喜报上说，韦春萍发表文章了，事情多么不巧，她也会写东西，他在注意老九时，她偏偏出现了。这公平吗？他心里胡乱地想了一通，哀伤出其不意地钻进他的心头，现在他没有办法摆脱它。在大学以前，他一直威风地活着，像蜂王在蜂蜜的箱子里活着。凭着一支笔，有老师表扬的声音，有同学羡慕的目光，那感觉好像在飞，而现在呢？这个世界好像完全变了。
有人清清楚楚地记得，克里克中午时用那细碎的小步跑到老马那儿的样子。他的额头和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肩膀塌着。大家都不太看得上他，可要是觉得无聊的，大家才有力气瞧他一眼，或谈着他，争取从那儿得到一点快活的气息。
至于老马和克里克的密切关系，似乎和缘份有关。确实，他的脸荡漾着一种和克里克相似的气息，他身体也很瘦，腰背微驼着，两条腿也很细。树皮一样的脸上布... -->>
我在冷飕飕的黎明醒来。那时摇着我的肩膀且问话的却是我的小情妇“出了什么事？你在做噩梦，”她说：“你老是梦见的那位克里克是谁？”
他不住地出现。在我记忆的长廊里鬼鬼祟祟地穿行着。谁也不敢相信，也不敢跟我打赌，刚刚二十岁的他，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的两年里，已有两次被送入疯人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一直缭绕着我们的生存空间。记忆的折磨使我努力地把关于他的情节记录下来，难以磨灭地记录下来，只为把有限的记忆空间转移成信息文字，贮存在电脑的软盘里，除此，没有别的目的。
这也并非全部的细节，只是他逝去的二十个春秋七千三百多个日子里重复细节中的一个极小的片断，几个点，一个日子里的几个点而已。
那天早晨，没有风，天气暖和得令人冒油。克里克喷着鼻子，向中文楼走去，一路诅咒着这魔鬼天气。
他原先估计，他的位子上不会有“别的”家伙占着，但是现实偏偏跟他过不去。愤怒从他的胸中涌流出来，抑制不住，洒落在我们无辜的书桌上，弄得教室后排的桌椅叭啦地响着。听着那震动声，同学们就知道克里克好像走进来了。老滚和韦春萍惊讶地掉转脑袋瞧瞧，一个浑身乌鸦色的家伙，已逼了过来，目光正像两把锋利的刀戈。那人身材矮小，腰背微弯。那干瘦的脸，常常挂着某种可怕的阴影，使人不禁把他跟佝偻病人归类。细腻的下巴，尖长的鼻子，简直绝了，这种啄木鸟的头型，永远违背基本礼貌的规定。然而，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那双使人瞧见了便匆匆跑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小眼睛，眨眨地，就像电压不稳的小灯珠。这时候他习以为常地调遣这些小灯珠，照了照占在他座位上与他同桌韦春萍攀谈的老滚“谁请你坐这儿？”他嘟哝道“谁请你坐这儿？”一团阴云滚过了他的脸，那样子确实是恕不可遏。
老滚是明白人，知道他正窝着火，再惹他一丁点儿，他会立即被烧焦的。他只好看了看表，显出没有功夫跟他饶舌的样子，便让出位子，走了。
克里克抬头瞪了他一眼，就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垂着头，手脚忙乱着翻翻抽屉，数数作业本，拈了拈橡皮胶，乍一看，这一切没有一点儿问题。他又拈一拈橡皮胶，想花点儿时间掂量掂量。但很快他就撅着嘴，喃喃自语：“谁翻过我的东西了？”
“为什么不报110呢？”后桌的马芮谨慎笑道。
他脸上冒着汗，眼睛眨眨地回应道：“110的电话号码我不懂。”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晓得，克里克发火是出于某一种责任，执意保护同桌韦春萍，或者这校园四周围墙内每一位如花的女性。他常常埋伏在她们的周围，一瞧见不规矩的，便提个醒。“为的是她们好。”他说。一旦她们被“别的”家伙携走了，他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你有男朋友了，我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他常常这样说，竟然也感到很痛快。然而，这也是无益的，很多女孩在他保护网中仍然如春天的雪花，没有落到地上便消融了。他操作的公关协会里，会员几乎都是女孩子的。这是她们的会长不喜欢男人的缘故。“他们进来了，会出乱子的。”可突然得很，上个月他破例吸收进去了几个男会员，被大家公认是青一色的，类似克里克的“窝囊废”长着一样的容貌，眼睛眨眨的，脸皮很厚——“可能他们的父母在制造他们时，在脸皮这个地方特别用功夫。”连校内的函授生也这么说。
时间过得飞快。克里克只感到最近比较烦，心头一直憋着气。大家都聚集在老九的座位旁，朝他举起大拇指，因为课间操时，邮递员刚递给他一个邮包，里面有一本杂志，刊发着他的文章。老滚抢过杂志，正发挥着他的朗读优势。别的同学一连敲击着桌子，一边舞动着身体，发出类似于嘎嘎的声音。就好像他们乐得透不过气来一样。而克里克呆呆地坐在原位上。那可是很特别的景象。只要有人为某件可喜的事情鼓掌的时候，他嵌在脸皮里的那两颗小灯珠便敏感地眨起来，好像忽然撞上了烈强的日光，使它们立即黯然失色。
克里克抗议地抬起视线，站了起来，眼睛眨眨地往人群那儿扫去。然后又研究他的哲学，又从书箱里摸出一把油腻腻的个人作品复印件，排在桌面上，戴上近视镜，郁郁寡欢地默读起来。
“老九嘛，那套庸俗的东西，我高中时就已经玩腻了”他怏怏地说：“春萍，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样出不了名堂。以前我得过中南五省作文竞赛一等奖，作家协会举办的。后来呢，要是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堂堂正正地在中学组织过文学社，发表很多文章，现在呢，封笔了，搞点高尚的东西——探究哲学问题了。你知道什么叫哲学吗？世界上很多大师都这样开头的，比如，莫伯桑、萨特、哈尔滨。。当然，一看见有人放肆或别的不成体统的，就往他们身上发火。我觉得我是对的，至少可以比他们正确，你可以问问我父亲，高中语文老师，马教授，覃博士。我什么世面没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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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节课里，他郁郁地望着窗外。太阳跟昨天一样温暖，让他潮湿的头颅躺在韦春萍的石榴裙下。一点风也没有，令人郁闷。河岸上有几株树木，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水面上，却躺在芳草地里。没趣！他瞧了瞧桌下平静地摊着的本叔本华著作“这本书，你们谁能真正读懂？”可是他不知道，人们很容易就读懂他这个家伙。
放学，他孤独地走过学校的宣传栏前，一张新贴的喜报惹得他脸色颓丧。他觉得很奇怪，喜报上说，韦春萍发表文章了，事情多么不巧，她也会写东西，他在注意老九时，她偏偏出现了。这公平吗？他心里胡乱地想了一通，哀伤出其不意地钻进他的心头，现在他没有办法摆脱它。在大学以前，他一直威风地活着，像蜂王在蜂蜜的箱子里活着。凭着一支笔，有老师表扬的声音，有同学羡慕的目光，那感觉好像在飞，而现在呢？这个世界好像完全变了。
有人清清楚楚地记得，克里克中午时用那细碎的小步跑到老马那儿的样子。他的额头和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肩膀塌着。大家都不太看得上他，可要是觉得无聊的，大家才有力气瞧他一眼，或谈着他，争取从那儿得到一点快活的气息。
至于老马和克里克的密切关系，似乎和缘份有关。确实，他的脸荡漾着一种和克里克相似的气息，他身体也很瘦，腰背微驼着，两条腿也很细。树皮一样的脸上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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