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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病房沉静极了，静得可以听见吊针里药水的“的嗒”声。父亲又黑又瘦的脸显得那么苍老憔悴，从被窝里伸出打针的手瘦得象鸡爪，偶尔在微微的抖动。尽管灯光很昏暗，但那手背上一块硬骨象小球样凸现得异常的显眼。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当见我顽皮状时总会笑眯眯的望着我，并很自然的摸摸自己手背上那个球样的硬骨，似乎勾起他很多童年的回忆
父亲出生在一个边远贫穷的小山沟里，命很苦，六岁死娘，七岁没爹，由万仪公收养。父亲没上过学，只读过三年私塾，但很用功，在他的记忆中只记得挨过一次也是刻骨铭心的一次老师的板子。在一天上学的路上，他和田生叔见二条做“爱”的狗横在路上拉拉扯扯，便在路边拣来一根长竹筒，往两狗中间一串，抬着二条嗷嗷叫的狗在村子转了一圈，惹来全村的孩子们在后面笑着，喊着。唯独先生听到后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次日，操起板子对着父亲就是一顿毒打，手背的小球球就是这次打的。可能是父亲顽性十足，他二十岁那年有一次人生的叛逆——悄然离家出走了。不久，传说他参加革命了，也许是取弃暗投明之意，连名也改为肖明，再后来，又传说他当上了区长，村里人不信。过年时，当父亲骑着高马、挎着驳壳从村头出现时那十足的神气着实让村里人羡慕得流了三天的口水。
天气日愈见寒，父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他咽喉那个要命的小疙瘩害得他已米水难咽。姐姐买了他喜欢吃的大汾芝麻糖，放在床头，每次他只能一点点放在嘴里慢慢的嚼碎，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死劲地往下吞，但每次都呛得他脸红脖子粗，口水直流，家里人见状，也总是暗地里流泪哭泣。一天，他突然轻轻地对医生说：“把它割掉吧”医生对他摇了摇头，他那乞求状就象小孩跟大人讨糖吃，真使人心碎。从此父亲不再多言语，一直保持沉默直至他生命的结束——那是一天的凌晨，父亲的喉咙突然发出一阵异样的“咕嘟”声，脖子瞥得青筋暴露，他手拼命想往脖子上抓，医生又是忙输氧又是忙吸痰，但父亲很快镇静下来，死劲的张大着嘴睁大着眼睛，左右不停地望着家人，那眼神分明在呼喊“让我再多看你们一眼”最后他痛苦的落下了眼泪，绝望地闭上眼睛离我们而去。回想起那种亲情间的依恋和生死离别的情景，尤其是看到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至今我的心还在流血。因为父亲不相信眼泪，他一直很乐观，从得知他的病情到病重，他从未流露过一丝的悲观和痛苦，有时竟象哄小孩似地对家人说“癌症也有良性恶性之分，我的是良性的”九五年，因妹有病，父母到乡下老家一住就是过了三年的苦日子，回家后他把屋坪修整得俨然象个门球场，用锄头当球棒，以卵石当门球，有时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父亲说：“这是自得其乐。母亲说：这是苦中求乐。
父亲的一生虽然不能称作“百岁光明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诗酒人生，但他确实写得一手好诗。他更好酒，常常是醉眼朦胧。喝酒他很有原则，无论是在乡里当书记还是在县里当局长，从不用公款大吃大喝，即使陪客人也不多饮，宁可回家端上一碟霉豆腐尽兴地喝上二碗，在人们感叹“一顿饭一斗牛”、“喝坏党风喝坏胃”的今天，这也许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父亲的酒性很难说是好是坏，但“醉后失天地，兀然就枕眠”倒是常事，在高坪任书记时，一次党委会由于他的一醉一眼开三天而未成，曾一度成为笑柄。有人说“善饮着称酒仙，耽溺者称酒鬼”对父亲我很难说是仙或是鬼，但酒却使他清苦的人生平添了几许醉意，给他的诗多了几份豪放。
人生百种，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朴实人生那再恰当不过了。记得我进公安的第一天，他神情肃穆地对我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能对群众拍桌子，更不能打人”他还给我写了一首告诫诗：“遇事三思慎有余，秉公办事不投机，为人处世常自省，友爱谦恭得人心”诗、话虽很朴实，但可见其用心之良苦。父亲一生为人热情，平易近人，群众称他没“架子”同事讲他好“搭伙”母亲说他在街上碰上叫花子喊他一声他也会上前去跟人握手。记得一次全家人正围桌吃饭，听见有撞门声，父亲连忙起声大叫“请进，请进”一开门原来是只狗，全家哄堂大笑。我不知父亲啥时最快乐，但我记得他在乡下工作时每次下村回来，衣服口袋里总是装得鼓鼓的，然后，如数家珍地说这葵花籽是某村大妈塞的，这二只熟蛋是哪村大爷家的，当时我着实不理解他为何为这些乐得象小孩似的。联想到现在一些干部下村遭群众的冷落甚至白眼的情景时，我才真正知道父亲为啥而快乐着。父亲工作几十年，他自引为骄傲的有二件事：一是六十代末在衙前乡工作时民兵建设出了名，还去了福州军区领奖。二是七十年代后期，在高坪工作时搞农业出了名，作为先进代表七七年进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记得那年我读高中，突然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公路边的滩涂地里劳动，说是有中央领导还有陈永贵打那经过。滩涂地里红旗招展，数百名师生在那翘首静候站了半天，一见车队从远处开来，便挥锹动锄，顿时尘土飞扬，一派热火朝天，还未等车队消失，便早已一哄而散，滩涂地动变成满目疮痍。后来才知道老爸在高坪搞杂交水稻出了名，部里、省里的领导带专家去视察，根本就没有中央领导，更没有陈永贵。现在回想起来也真好笑。
父亲活了七十岁，缅怀父亲的一生，我很难说他人生的轨道中有哪些闪光的亮点，但他乐孜孜地嚼着乡亲塞给他的黄豆那种神态和用锄头击打圆卵石的那种执着和乐观却铭刻在我心中。永远也不会忘记。
夜深，病房沉静极了，静得可以听见吊针里药水的“的嗒”声。父亲又黑又瘦的脸显得那么苍老憔悴，从被窝里伸出打针的手瘦得象鸡爪，偶尔在微微的抖动。尽管灯光很昏暗，但那手背上一块硬骨象小球样凸现得异常的显眼。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当见我顽皮状时总会笑眯眯的望着我，并很自然的摸摸自己手背上那个球样的硬骨，似乎勾起他很多童年的回忆
父亲出生在一个边远贫穷的小山沟里，命很苦，六岁死娘，七岁没爹，由万仪公收养。父亲没上过学，只读过三年私塾，但很用功，在他的记忆中只记得挨过一次也是刻骨铭心的一次老师的板子。在一天上学的路上，他和田生叔见二条做“爱”的狗横在路上拉拉扯扯，便在路边拣来一根长竹筒，往两狗中间一串，抬着二条嗷嗷叫的狗在村子转了一圈，惹来全村的孩子们在后面笑着，喊着。唯独先生听到后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次日，操起板子对着父亲就是一顿毒打，手背的小球球就是这次打的。可能是父亲顽性十足，他二十岁那年有一次人生的叛逆——悄然离家出走了。不久，传说他参加革命了，也许是取弃暗投明之意，连名也改为肖明，再后来，又传说他当上了区长，村里人不信。过年时，当父亲骑着高马、挎着驳壳从村头出现时那十足的神气着实让村里人羡慕得流了三天的口水。
天气日愈见寒，父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他咽喉那个要命的小疙瘩害得他已米水难咽。姐姐买了他喜欢吃的大汾芝麻糖，放在床头，每次他只能一点点放在嘴里慢慢的嚼碎，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死劲地往下吞，但每次都呛得他脸红脖子粗，口水直流，家里人见状，也总是暗地里流泪哭泣。一天，他突然轻轻地对医生说：“把它割掉吧”医生对他摇了摇头，他那乞求状就象小孩跟大人讨糖吃，真使人心碎。从此父亲不再多言语，一直保持沉默直至他生命的结束——那是一天的凌晨，父亲的喉咙突然发出一阵异样的“咕嘟”声，脖子瞥得青筋暴露，他手拼命想往脖子上抓，医生又是忙输氧又是忙吸痰，但父亲很快镇静下来，死劲的张大着嘴睁大着眼睛，左右不停地望着家人，那眼神分明在呼喊“让我再多看你们一眼”最后他痛苦的落下了眼泪，绝望地闭上眼睛离我们而去。回想起那种亲情间的依恋和生死离别的情景，尤其是看到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至今我的心还在流血。因为父亲不相信眼泪，他一直很乐观，从得知他的病情到病重，他从未流露过一丝的悲观和痛苦，有时竟象哄小孩似地对家人说“癌症也有良性恶性之分，我的是良性的”九五年，因妹有病，父母到乡下老家一住就是过了三年的苦日子，回家后他把屋坪修整得俨然象个门球场，用锄头当球棒，以卵石当门球，有时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父亲说：“这是自得其乐。母亲说：这是苦中求乐。
父亲的一生虽然不能称作“百岁光明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诗酒人生，但他确实写得一手好诗。他更好酒，常常是醉眼朦胧。喝酒他很有原则，无论是在乡里当书记还是在县里当局长，从不用公款大吃大喝，即使陪客人也不多饮，宁可回家端上一碟霉豆腐尽兴地喝上二碗，在人们感叹“一顿饭一斗牛”、“喝坏党风喝坏胃”的今天，这也许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父亲的酒性很难说是好是坏，但“醉后失天地，兀然就枕眠”倒是常事，在高坪任书记时，一次党委会由于他的一醉一眼开三天而未成，曾一度成为笑柄。有人说“善饮着称酒仙，耽溺者称酒鬼”对父亲我很难说是仙或是鬼，但酒却使他清苦的人生平添了几许醉意，给他的诗多了几份豪放。
人生百种，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朴实人生那再恰当不过了。记得我进公安的第一天，他神情肃穆地对我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能对群众拍桌子，更不能打人”他还给我写了一首告诫诗：“遇事三思慎有余，秉公办事不投机，为人处世常自省，友爱谦恭得人心”诗、话虽很朴实，但可见其用心之良苦。父亲一生为人热情，平易近人，群众称他没“架子”同事讲他好“搭伙”母亲说他在街上碰上叫花子喊他一声他也会上前去跟人握手。记得一次全家人正围桌吃饭，听见有撞门声，父亲连忙起声大叫“请进，请进”一开门原来是只狗，全家哄堂大笑。我不知父亲啥时最快乐，但我记得他在乡下工作时每次下村回来，衣服口袋里总是装得鼓鼓的，然后，如数家珍地说这葵花籽是某村大妈塞的，这二只熟蛋是哪村大爷家的，当时我着实不理解他为何为这些乐得象小孩似的。联想到现在一些干部下村遭群众的冷落甚至白眼的情景时，我才真正知道父亲为啥而快乐着。父亲工作几十年，他自引为骄傲的有二件事：一是六十代末在衙前乡工作时民兵建设出了名，还去了福州军区领奖。二是七十年代后期，在高坪工作时搞农业出了名，作为先进代表七七年进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记得那年我读高中，突然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公路边的滩涂地里劳动，说是有中央领导还有陈永贵打那经过。滩涂地里红旗招展，数百名师生在那翘首静候站了半天，一见车队从远处开来，便挥锹动锄，顿时尘土飞扬，一派热火朝天，还未等车队消失，便早已一哄而散，滩涂地动变成满目疮痍。后来才知道老爸在高坪搞杂交水稻出了名，部里、省里的领导带专家去视察，根本就没有中央领导，更没有陈永贵。现在回想起来也真好笑。
父亲活了七十岁，缅怀父亲的一生，我很难说他人生的轨道中有哪些闪光的亮点，但他乐孜孜地嚼着乡亲塞给他的黄豆那种神态和用锄头击打圆卵石的那种执着和乐观却铭刻在我心中。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