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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知？震惊之二：事隔多年以致时至今日，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悲壮的事件为什么依然模糊暧昧、闪烁其辞地写了二三百个字？纪念刘和珍君相当于刑事判决书，它似乎裁决杨荫榆是戕害刘和珍的元凶，而且具有铁案如山、无庸置疑的终审效果。如今想来，即使鲁迅的散文不也就是散文，为什么一篇散文居然会产生文学之外的效应？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鲁迅是旗手。虽然任命鲁迅为旗手是在鲁迅辞世之后，准确地说是追认。既是追认，乐意不乐意或接受不接受也都由不得他自己了。当然，也未必不乐意或不接受。可是文学一旦推出旗手，就越出文学的范畴。之后的问题便出在思想桎梏上：多年来，我们的思考能力已然萎缩羸弱得惯于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甚至安于、乐于让别人替代自己思想了——何况对于旗手？
蛛丝马迹一般得到一点零散资料，把它们整理起来就是：因为上下老小拖累，抗日战争时的杨荫榆只得隐居苏州而无法西迁。一天路过一座离家不远的小桥，看见两个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企图强暴两个正在桥下洗涤衣物菜蔬的年轻妇女。妇女无力，百姓无奈，杨荫榆立即赶上前去义正词严，痛加呵斥。鬼子为杨荫榆的正气、勇气，和那一口纯正规范的日语所慑，不得不愠然离去。谁知杨荫榆却并不善罢甘休，白发苍苍、孤老一身、愤然毅然、兀自追赶，一直闯进日本鬼子的司令部。指挥官尴尬狼狈。虚与委蛇，表示对属下要严加整肃，对肇事者定严惩不贷云云。几天之后，在桥下作恶的那两个鬼子携带枪支登门造访，说一为道歉，二为交友，他们的长官备好酒宴恭请先生赏光。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莫要说堂堂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就是一介善良忠厚的中国平民，又如何能够料得到，尤其如何能够料得到诸如日本鬼子那样的禽兽心肠呢？依然一身正气，依然一身勇气，杨荫榆跟着两个鬼子前去了。岂料刚刚走上那座小桥，鬼子举枪便打。也是光天化日，也是众目睽睽，杨荫榆身中数弹踉跄落水。百姓纷纷下河相救，也被鬼子居高临下一一击毙。打捞尸体时，河水殷殷地红。捞出尸体则无法入敛，杨荫榆家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邻里凑钱操办的。
鲁迅死于1936年，杨荫榆死于1938年，晚鲁迅二年。如果不是这样，先生未必不会为逝者写出一篇比如叫做纪念杨荫榆君之类的文章的吧？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旗手写过的杨荫榆和未被旗手写过的杨荫榆，就决然不会是同一个杨荫榆的了，虽然死因相同——当然，这也只会是在一个可能相对漫长但终归有限的时间里。因为时间终归是时间。不该怪罪而该当感谢的倒恰恰是那位仅只二、三百字的资料：如果不是它，我们甚至会忽略寻找那遗失多年而本应属于自己的思想、良知和勇气的呢。旗手胸前覆盖旗帜。旗曰：民族魂。杨荫榆胸前却是日本鬼子的弹洞。那么，鲁迅通过祥林嫂发出的“人死了是有灵魂的吗”那句天问该当如何作答？究竟什么是民族之魂？一个民族又应当怎样珍惜、呵护、强健和绵延自己的民族之魂呢？”
岂料，就在几天前另一个被鲁迅诅咒的段祺瑞，其家人又纰露了真相。请看：
“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鲁迅爱骂人，鲁迅骂过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坏人啊！我离开课堂已经很久了，也不知道现今的教科书，是啥样子，如果还继续编纂骗人的文章来愚弄学生，像我们当年那样，那么，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太可悲了！但愿我的忧虑是多余的！社会应当是越来越好嘛！唯愿如此！
然不知？震惊之二：事隔多年以致时至今日，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悲壮的事件为什么依然模糊暧昧、闪烁其辞地写了二三百个字？纪念刘和珍君相当于刑事判决书，它似乎裁决杨荫榆是戕害刘和珍的元凶，而且具有铁案如山、无庸置疑的终审效果。如今想来，即使鲁迅的散文不也就是散文，为什么一篇散文居然会产生文学之外的效应？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鲁迅是旗手。虽然任命鲁迅为旗手是在鲁迅辞世之后，准确地说是追认。既是追认，乐意不乐意或接受不接受也都由不得他自己了。当然，也未必不乐意或不接受。可是文学一旦推出旗手，就越出文学的范畴。之后的问题便出在思想桎梏上：多年来，我们的思考能力已然萎缩羸弱得惯于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甚至安于、乐于让别人替代自己思想了——何况对于旗手？
蛛丝马迹一般得到一点零散资料，把它们整理起来就是：因为上下老小拖累，抗日战争时的杨荫榆只得隐居苏州而无法西迁。一天路过一座离家不远的小桥，看见两个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企图强暴两个正在桥下洗涤衣物菜蔬的年轻妇女。妇女无力，百姓无奈，杨荫榆立即赶上前去义正词严，痛加呵斥。鬼子为杨荫榆的正气、勇气，和那一口纯正规范的日语所慑，不得不愠然离去。谁知杨荫榆却并不善罢甘休，白发苍苍、孤老一身、愤然毅然、兀自追赶，一直闯进日本鬼子的司令部。指挥官尴尬狼狈。虚与委蛇，表示对属下要严加整肃，对肇事者定严惩不贷云云。几天之后，在桥下作恶的那两个鬼子携带枪支登门造访，说一为道歉，二为交友，他们的长官备好酒宴恭请先生赏光。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莫要说堂堂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就是一介善良忠厚的中国平民，又如何能够料得到，尤其如何能够料得到诸如日本鬼子那样的禽兽心肠呢？依然一身正气，依然一身勇气，杨荫榆跟着两个鬼子前去了。岂料刚刚走上那座小桥，鬼子举枪便打。也是光天化日，也是众目睽睽，杨荫榆身中数弹踉跄落水。百姓纷纷下河相救，也被鬼子居高临下一一击毙。打捞尸体时，河水殷殷地红。捞出尸体则无法入敛，杨荫榆家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邻里凑钱操办的。
鲁迅死于1936年，杨荫榆死于1938年，晚鲁迅二年。如果不是这样，先生未必不会为逝者写出一篇比如叫做纪念杨荫榆君之类的文章的吧？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旗手写过的杨荫榆和未被旗手写过的杨荫榆，就决然不会是同一个杨荫榆的了，虽然死因相同——当然，这也只会是在一个可能相对漫长但终归有限的时间里。因为时间终归是时间。不该怪罪而该当感谢的倒恰恰是那位仅只二、三百字的资料：如果不是它，我们甚至会忽略寻找那遗失多年而本应属于自己的思想、良知和勇气的呢。旗手胸前覆盖旗帜。旗曰：民族魂。杨荫榆胸前却是日本鬼子的弹洞。那么，鲁迅通过祥林嫂发出的“人死了是有灵魂的吗”那句天问该当如何作答？究竟什么是民族之魂？一个民族又应当怎样珍惜、呵护、强健和绵延自己的民族之魂呢？”
岂料，就在几天前另一个被鲁迅诅咒的段祺瑞，其家人又纰露了真相。请看：
“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鲁迅爱骂人，鲁迅骂过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坏人啊！我离开课堂已经很久了，也不知道现今的教科书，是啥样子，如果还继续编纂骗人的文章来愚弄学生，像我们当年那样，那么，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太可悲了！但愿我的忧虑是多余的！社会应当是越来越好嘛！唯愿如此！